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拜登总统《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的行政命令》述评

[目的/意义]2022年10月7日,拜登总统签署的《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的行政命令》是欧盟委员会审查美国法律是否符合欧盟数据隐私保护标准“充分性认定”的支柱性文件,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该命令的实质。[方法/过程]采取个案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的方法,对《行政命令》发布的背景和文本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结果/结论]《行政命令》在文本上是保护美国域外非美国人的重要法律文件,但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深层逻辑是美国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博弈。中国历来反对美国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应以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为基础明确国家情报机关技术侦察措施的具体类型以及发动的实体与程序要件。

生命派与选择派的博弈——以美国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为观察视角

1983年阿克伦市“堕胎案”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转变堕胎立场的过渡性案件,反映美国政治趋于保守的同时,也展现着生命派与选择派围绕女性堕胎权进行的政治博弈,双方围绕1978年阿克伦市堕胎管理条例的合宪性问题的激烈辩论无疑加重了美国堕胎问题的政治化。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否决该条例的大部分条款,但是试图取代罗伊案判决原则的“不适当负担”标准同样被首次提出,并在日后成为指导联邦最高法院处理堕胎案的理论依据达30年之久。除此之外,阿克伦案也是反堕胎力量由依靠法律途径转向采取暴力方式反对女性堕胎的导火索,暴力反堕胎事件在该案宣判后不久便急剧增多。阿克伦案对解释当今美国堕胎问题纷争,探究罗伊案和凯西案被推翻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从政策性到专业性——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形成考察兼谈对我国镜鉴

建设专门法院对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理想状态下,专门法院应通过科学规划来创设,但域外经验却指向从行政专业裁判过渡到专门法院的转型路径。借助比较研究,对美国税务法院从创设到成熟的政治背景、发展路径、司法程序及法律地位认定进行分析,可发现:美国税务法院的设立主要依赖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的形成是其司法权力强化的结果。专门法院的创设过程充斥了政策性与专业性因素,而过度政治化倾向会影响审判的中立,我国专门法院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借鉴外部经验,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完善须在规划专业司法权的同时消减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以逐步形成真正的专门化司法。

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的构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借鉴

为缓解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审判压力,提高处理此类上述案件的效率与准确性,顺应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构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实现专利等技术类上述案件的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的分立。从明确强制调解的启动阶段、限制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设置强制调解的专门机构、选任多元专业的调解人员、规范强制调解保密性要求和实现与诉讼程序证据衔接等方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并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指南,确保该机制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实施。

美国州际协定法律背景的变迁

州际协定是美国各州自主解决地区乃至全国性问题时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的合法性由《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赋予。在联邦体制的不同阶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以前,所有的州际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此后,只有那些触及到联邦权利或可能改变联邦体制内力量平衡的政治性协定仍须国会批准,而其它的非政治性协定则不再需要国会明示批准。在放松对各州缔结协定的限制的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成员州及其公民遵守协定的约束却越来越加强,使州际协定的法律地位愈加巩固。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

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中的肯定性行动——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实践的多元化审视

肯定性行动涉及种族问题,因此不仅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还是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对该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审查中,多元化的价值是大法官们反复权衡的元素,大学基于种族的招录政策具备正当性,但是必须经受"严密裁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能够带来教育上、政治上(或社会上)的收益,营造差异性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创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种族的融合对精英教育机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多元化价值观则是不断演变的。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无法回避,种族多元化的收益在未来将继续成为争论的焦点。当前,在美国精英高等教育中,阶层的差距与种族的差距并存,未来,以种族多元化为主必须转向种族多元化与阶层多元化并重,这样,多元化的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才会拥有更牢固的基础。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从“堕胎法案攻防战”看美国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美国法律因判例法传统及联邦与州并行的两套立法及司法系统而极具特点。罗伊诉韦德案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反对与支持意见一直争锋相对,并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在当前达到顶峰。2019年以来,保守州纷纷出台与该案例相悖的法令,亦不断被各联邦法院封锁或宣告无效。这种州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判例间的攻防战,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政治因素在美国法律实施中不容忽视的作用。由选票决定的立法及司法人员,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然要考虑选民意愿及选情需要,使得法律难以纯粹。

从领事法庭到驻华法院:美国在华治外法权模式转型

美国最初以设置领事法庭模式实践其在华治外法权，通过颁行法庭章程进而构架领事——公使两级审判模式。以中世纪商人式领事为基础的领事法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财政预算不足、监狱机构缺失、领事法律知识匮乏及贪腐问题严重均阻滞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演进。为摆脱前述困境而创设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化司法模式无疑更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进而促成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伸张。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转变

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极力反对的大转变。克林顿政府虽然积极参加法院规约的制订,但最终因为在管辖权、检察官独立启动调查起诉程序和侵略罪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而投了反对票。布什政府则根据《美国军人保护法》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措施,其中尤以所谓的"第98条协定"为甚。但是,缔约国与美国签订的这种豁免协定实际上违背了规约的宗旨,与罗马规约第98条第2款不相符合,是非法的。

美国学校侵权案件中的教师保护责任研究

美国教师保护责任的范围基本是通过大量的法院判例逐步完善起来的。其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管理的责任、教导的责任、维修场地与设备的责任、提供紧急治疗措施的责任。我国采用成文法立法的方式对学校侵权行为进行了规范。中美两国在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诸多差异,透过这些差异可以为我们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借鉴。

美国最高法院视野中的联邦立法权委任

美国宪法确立分权与制衡作为美国政治制度,20世纪大量的立法委任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解释委任立法与国会立法之间关系,监督与控制立法权委任是美国最高法院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大量立法委任判例,完善立法委任学说或者观点,通过司法解释、立法委任标准以及程序等措施,保障立法委任在分权原则框架下的正常运行,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美丰银行的倒闭

上海美丰银行(American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于1918年由雷文(Frank Jay Raven)创办,该行除经营存放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外,还通过美东银公司和普益地产公司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地产和证券投机。随着上海房地产业衰落和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上海美丰银行于1935年倒闭。在清理的过程中,雷文被揭发出挪用诈骗他人存款等犯罪事实,被美国在华法院(theUnited States Court for China)判处入狱5年。归根到底,美丰银行的倒闭是金融市场的衰落和自身从事高风险投资行为导致的结果,这起事件扰乱了当时的金融秩序,也暴露了中美两国对其监管的漏洞。当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衍生物纷拥迭至,美丰银行事件,无论给银行还是监管部门,都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论宪法惯例的宪法审查依据资格

学界对宪法惯例的宪法审查依据资格颇有争议。对相关争议的澄清和消弭取决于对两个问题的正确解释:一是宪法惯例是否是法律;二是宪法惯例是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文章的结论为:宪法惯例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政治习惯法,因而其具有法律之资格;宪法惯例的调整范围及合宪性的属性使其具有同宪法典一样的最高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惯例是一国宪法审查的依据之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克服“消极依法治教”中的作用与成效

在美国,由于三权分立制度的原因,最高法院在美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具有独特的作用,特别是二战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涉及学校教师和学生宪法权利案件的审理,克服了长期历史形成的"消极依法治教"的惯性,推动了美国教育的积极发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大学教师宪法权利保障中的作用

在美国高等教育与法律的关系中,大学教师宪法权利保障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联邦法院通过对一些涉及宪法问题的教育案件的审理对全国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影响,改进了大学教师的权利保障状况,维护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马歇尔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管辖权的建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管辖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787年宪法第3条和《1789年司法法》第25条,二者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给予了较为清晰的界定。然而,在二元联邦体制下,州权主义者频频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予以抵制,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重要案例的解读,重申宪法和《1789年司法法》中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将法律文献变成了宪政实践,奠定了美国早期宪政体制的根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教育判例的演进研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教育判例的演进大致可分为形成、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来看,每个时期的教育判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通过对一系列判例的提炼与分析,归纳各阶段教育判例的基本特征;遵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精神,总结美国现行高等教育判例的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