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马球运动军事功用的历史探赜

回溯马球运动在大唐王朝的兴盛繁荣历程,探究马球在训练提升军队骑兵战力方面的价值功用,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或者视角审视一项体育运动对唐王朝军事武备与尚武风气的深远影响。运用历史考证、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文物、文献与文化遗存等证据链互补的视角展开论证。研究认为,马球由我国古代蹴鞠演变而来,繁荣兴盛于唐朝并逐渐形成完备的训练与竞赛体系。唐朝时期国家富强、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为马球在朝野广泛开展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基础,而其间不断发生的战事与外敌威胁,也为马球成为军队训练将士的重要手段提供了条件。结论显示,作为一项竞技性很强的运动项目,马球不仅是王公贵族和民众娱乐之戏,还是军队骑兵的重要科目。唐朝军中经常举行马球比赛活动,因此在增强士兵体能素质与马上对敌作战技巧,提高骑兵之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锻炼马匹作战对抗与奔袭能力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军事功能,同时在塑造整个社会尚武精神、增进唐朝军事外交、增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唐代越瓷“秘色”之名出典新考

唐代中后期,越窑生产出不同于以前的精品越瓷,被世人称作“秘色瓷”。根据古籍文献记载,结合近现代考古成果,越窑“秘色瓷”成名实际上有个滥觞至成熟的过程。越窑“秘色瓷”名首次出现在中唐后期,但直到北宋才被大众所接受。“秘色瓷”名源自皇宫,通过文人士大夫向社会传播;窑场所在地始终未见“秘色瓷”名的实物遗存。“秘色”的本质是指器面的釉色。

博物馆叙事展览策展实践与思考——以“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改陈为例

博物馆大多文物展览因太过强调文物的物性而忽视了其内在联系与历史语境,使得展览存在同质化严重、类型单一、对话缺失的问题。为了摆脱这一现实困境,我国博物馆界引进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博物馆研究和展览策划实践中。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唐遗宝展”在改陈过程中将叙事与赏物、体验相结合,从叙事故事的构建与叙事话语的表达两个维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突破了以往只讲“物”的层面,使展览真正起到了叙述历史、传承文化的作用。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后唐明宗朝北面行营与北部边防

北面行营的设置,是唐明宗措置军事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平定叛乱时,北面行营的主导力量是唐明宗亲信与元随以及中央的禁军。行营统帅的设置,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北面行营运行体现了唐明宗时期中央权力的发展,以及战时状态下唐明宗对于军事的掌控意愿。在战争结束后,北面行营成为后唐措置北边防御的重要机构。行营制衡的原则也运用在边防体系的构建之上,并与唐明宗的对外政策互为照映。在行营之内,唐明宗通过任命来自不同政治势力的行营统帅,派遣禁军出戍的方式,来实现行营权力的互相制衡。在后唐北部边防体系中,唐明宗设置北面行营署理河北边防,以期与负责河东边防的河东节度使实现军事上的互相制衡。但在北面行营的实际运行中,由于唐末帝时期中央激烈的政治变动以及契丹突然的军事介入,其军事上的平衡作用逐步丧失。北面行营反而成为赵德钧拥兵谋夺天下的资本。北面行营的运行反映了唐宋时期边防体制演进中对军事权力分割与制衡的趋势。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隋及唐初敦煌艺术对外来影响的吸收与创新

敦煌隋代彩塑受到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及至唐代,彩塑已形成了中国式的表现手法与风格,既保持了雕塑的写实性,又体现出气韵生动的精神。壁画也同样,隋至唐初的人物造型中,常常出现典型的印度风格晕染法,比起北朝壁画更接近印度绘画的特点,表明当时确有一部分画家擅长画外来风格。但随着唐前期艺术的发展,画家们对外来晕染法不断改造,使之与传统的线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从壁画的装饰图案中,我们也可看到对外来艺术的改造,如隋至唐初流行的联珠纹、石榴纹、葡萄纹等纹样在不断地被吸收改造,最后都融入了形态更为丰富的卷草纹中。

昆剧《诗宴·唐才子传》的主题意蕴与审美意象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诗宴·唐才子传》是一部案头场上兼善的昆剧作品,在主题未更改的前提下艺术质量经打磨不断提升。《诗宴·唐才子传》在主题意蕴上,通过三个维度阐释了富有哲理性的“如何相逢”;在审美意象上,主要表现为凉秋冷冬,而在此意象之下,该作品揭示的是人生勇敢向前的正确取向和优秀诗作皆是诗人心血之凝结的道理。

大唐气象、文化自信与时代表达:以《长安三万里》为例

大唐气象是根植于盛唐时期精神风貌的文化自信表达与美学意象。《长安三万里》是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的优秀代表,它通过对大唐气象的浪漫主义表现,以李白、高适两位诗人的人生历程为双线条的叙事结构,再造了“长安”作为盛世理想的空间符号和“三万里”的宏阔历史时空,“以诗为史”重现气象恢宏的大唐史诗画卷,映射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气象。《长安三万里》将大唐气象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叙事,对于新时代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有诸多启示:一是找准历史与当代的精神契合,二是实现技术与美学的融合创新,三是引发价值与情感的深层共鸣,通过中华文明历史叙事塑造新时代大国气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乱发”与“美髢”:唐代东北亚对头发的认知与利用

唐宋典籍中记载了新罗、渤海国向中原王朝进贡头发的情况,而对于这些头发的作用,学界一般认为是作为药物使用。通过梳理先秦至唐宋时期中原王朝对头发药用价值的认知,以及对假发的认知与利用,揭示出“蛮夷”之“美发”是中原王朝假发的重要来源。通过史料的对比与分析,可知新罗人的头发正符合“长美”这一标准。同时,对朝鲜半岛史料的分析还表明,渤海国所贡头发可能来自迁入其治下的黑水靺鞨,而黑水靺鞨可能亦具有“美发”之俗。因此,新罗、渤海国的贡发应皆为假发或制作假发的原材料,而不是药用。

唐代战争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及其发展路径

一个世纪以来,唐代战争文学研究以文学史本位、过程书写、边域文化为关键词展开并取得突出的成绩。以胡云翼、洪讃、王福栋为代表的战争文学史研究呈不断深化的趋势;以胡可先、吕蔚、彭万隆为代表的历史事件与战争文学研究重在梳理并取得创新性突破;以胡大浚、阎福玲、佘正松、余恕诚为代表的边域文化与战争文学研究侧重边界辨析而硕果累累。战争文学概念辨析带来的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战争文学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依据战争文学新概念的提出,战争进程关联的内与外、战争与民族关系及民族文学演进,战争文学的研究空间逐渐清晰化。战争文学研究要重新发现传统并检视过往,组建学术团队陆续完成以“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通史”命名的系列成果,从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间,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向纵深化发展。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

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肯定其“忠贞”精神,赞誉其诗“气质高丽”;到褒扬其忠正、赞美其诗才,却抨击“礼乐之道,坠于斯文”;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不虚美”“不隐恶”,又斥责其诗“婉丽浮侈”。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论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交通—文学三角

在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存在着三个路线不同的交通—文学三角,由长安、扬州、江陵、成都、广州五个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组成。这是三个事关唐代文学全局的交通架构,布局宏大,结构稳定,功能强大,产生了众多的纪行诗,反映了唐代城市结构、交通路线和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以此为视点,可探索到唐人纪行诗的路线分布特点及规律,探摸到唐文人的成名路径,观察到唐代文学以西北—东南为重的区域分布格局,便于掌握扬州和其他城市在交通和文学上的关系,有利于考察扬州在唐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