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与桐城派

林纾与桐城派交往很多。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桐城古文每遭异议,林纾极力为之辩护,但他并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桐城派主要是一个古文理论批评流派,林纾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与此有关。方苞的义法说及其批评实践最能代表桐城派的理论批评成就。林纾接受了桐城派的众多说法,特别是将其义法说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有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外国小说中也有义法。林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桐城派的重要贡献。

试论易经与先秦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思想的源头,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思想与易经之间也应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然而人们对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既与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学为主导有关,还与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有关,又与现代中国学界无意识地受到了西方思维范式的支配有关。易经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渊源性影响至少包括哲学思维、政治统治观念以及犯罪及刑罚观等方面。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方东树为学“三变”说考论

方东树为学经历了一个由杂至纯的过程,为学并非"三变",程朱义理之学始终是其治学之主线,并制约其学术观念。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治学用力处有所不同,年少时重"文事"但不废朱子学,中年以后重心性义理的研说亦不废"文事",晚年对"文事"及心性义理的研说更为深入。经世致用是其治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并因之强化了程朱之学的经世意义。

冯志沂:清道光时期桐城派重要的古文家

冯志沂是清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他是梅曾亮的"高第弟子"。在师事梅曾亮十余年间,他忠实地践行梅氏的古文理论,古文造诣日益精进,文风简净精洁,在梅氏诸弟子中堪称翘楚。因此,冯志沂在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桐城派后劲赵衡的古文与诗歌创作述论

赵衡是晚清民国时期桐城派的后劲,从吴汝纶、贺涛等人游,传承桐城派义法,是桐城派莲池文系的代表人物。其史论文最有价值,以抉发士人精神为核心,呈现了桐城义法的丰富内涵。学诗受吴汝纶、王树楠影响,取径唐诗,尤重王维、杜甫、韩愈、李商隐,推崇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性情之真,欣赏融合学问、性情、时事而"非唯有以见其为人,抑实与治国闻有资焉"的清刚雅健之美。其诗散佚各处,今因整理《叙异斋文集》,从《赵衡信都书院文卷》中辑录其诗22首,以见其诗歌创作大概。

朱光潜和桐城派的学理联系

朱光潜是桐城人,与桐城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理联系。具体表现为,对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因声求气理论和阳刚阴柔诸理论均有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即:立足传统,面向现代,融会中西。

嘉庆年间京师古文交流与评点研究——以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廿九家评语为中心

嘉庆十二年(1807)刊刻的法式善《存素堂文集》中收录了同时代29位文坛名家的评语。从评语所收录的作者来看,嘉庆年间的京城存在着一个较为广泛的古文交流圈,其中秦瀛、王芑孙、陈用光三人的小团体与桐城派关系尤为密切。在评语中,能够发现嘉庆年间文人引王士祯“神韵说”入古文批评的独特现象,这与法式善等人对渔洋诗学的推崇有关。与此相对,秦瀛、陈用光等人明确使用了桐城派的批评范式,推崇简质的文风,这是桐城派在当时京师流传的重要材料。

方宗诚《说诗章义》评解趣旨与清代诗经学中的桐城家法

方宗诚《说诗章义》久被忽视,实具重要价值。《说诗章义》运用“以文论诗”的桐城家法评点《诗经》,显露“义法”痕迹,尊重前人旧说,亦有自我见解,并采用探讨段落层次与重言咏叹的文法,传授起、反、折、跳的“起峰”句法,探求诗文一体的本源取法等方式寻觅《诗经》的章法所在。方宗诚又将温柔敦厚之道加以艺术化阐释,从“忠厚”转向“气厚”,并以“沉郁顿挫”与“高大宏远”两方面具体解释“气厚”的丰沛内蕴。在清代经学以及文学的演进历程中,《说诗章义》与《诗传补义》共同构成方宗诚的“经义—文章”诗经学体系,其与方东树《昭昧詹言》一脉贯通,构成桐城诗派的诗论著作体系,同时,与桐城诸家诗经学著作合观,又构成桐城诗经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体现出诗学与诗经学的多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