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温汤碑》考辨——兼论宇文护执政时期北周国家权力正统性的建构

庾信《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的写作时间,倪璠《庾子山集注》认为在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年),然而考察《隋书·律历志》、王褒《上新定钟表》等文献可知该文的写作时间为保定五年(565年)末。庾信《温汤碑》所描写的温汤究竟何指,清代注家倪璠认为指弘农温汤,吴兆宜认为指盩厔县太乙山温汤,莫衷一是。文章据《长安志》、王褒《温汤碑》等文献,认为应当从《艺文类聚》等唐宋类书,庾信《温汤碑》所写温汤为骊山温汤,且该文的创作缘由应为北周武帝天和四年(569年)宇文护在骊山温汤建造皇堂石井。此外,在考证的基础上,对庾信《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温汤碑》在宇文护执政时期北周政治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探究,认为宇文护执政时期从建设礼乐制度与推行儒家孝道政治伦理观念两方面对北周政权权力正统性进行了建构。

三峡工程蓄水对洞庭湖水情的影响格局及其作用机制

三峡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汛末蓄水将使坝下河湖水情发生变化,长江中下游秋季来水减少成为常态.为客观分析三峡蓄水对洞庭湖水情的影响分量、空间格局及其作用机制,选取三峡工程典型的蓄水过程,运用长江中游江湖耦合水动力学模型计算了因上游来水变化引起的洞庭湖水情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三峡汛末蓄水对洞庭湖水位影响具有明显的"北高南低,东强西弱"的格局,即东洞庭湖最为显著、南洞庭湖东部和西洞庭湖北部次之,南洞庭湖西部和西洞庭湖南部最小.2)洲滩湿地受蓄水影响最明显的主要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湖泊洪道两侧的条带状洲滩.3)三峡蓄水对洞庭湖水位的影响机制有二:长江干流水位快速消落加速湖泊水体下泄以及削减长江三口分流补给湖泊的水量.

《齐东野语》中的纺织考辨

《齐东野语》蕴含着丰富的纺织信息,经常作为一些纺织技术史文献的佐证,甚至其中有些论述具有首创性,却没有得到学界的系统关注,十分可惜。通过对《齐东野语》中论及纺织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证,研究发现:两宋时期蜀地灯笼锦逐渐成为宫廷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曾盛极一时;《齐东野语》中"作文自出机杼难"之"杼"应该指筘较宜,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梭子或梭子与筘的混合;《齐东野语》"绍兴御府书画式"中的书画装潢部件中的织物类型和品种可为鉴赏古代书画作品真伪的依据,且南宋书画装潢各部件较前、后代其所指不同,需要认真区分;《齐东野语》中关于"轻容、方空"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这两种织物较详细的文献,不可忽视;关于绢纸的述说极具训诂价值,为提示纸与纺织之间联系提供了语言依据;《齐东野语》对于火浣布即石棉的研究成为不刊之论;《齐东野语·淳绍岁币》对两宋岁币的记载成为古今岁币(或贡币、赐币)换和平此种言论的有力驳证。

当阳峪窑址群考察纪略

通过对当阳峪窑19处窑址的考察与初步研究,基本掌握了当阳峪窑白釉、双色釉、绞胎、绞彩、酱釉、黑釉、青釉、钧釉瓷器和三彩、翠兰釉陶器的造型、装饰和烧造工艺,发现"二次烧成"的资料。通过研究,发现当阳峪窑始烧于唐代晚期。在其创烧与发展阶段,受到了巩义窑、耀州窑、邢窑、定窑、磁州窑及钧窑等周边窑口不同程度的影响。广义的当阳峪窑即文献记载的怀庆窑,博爱县地域的古代窑场即文献记载的河内窑。当阳峪窑在宋金时期达到鼎盛,影响、促进了淄博窑等周边窑口的发展,并延续至清代。除了满足一般性的市场消费,由于品质优秀,还跻身贡奉之列。

汉魏之际“大冀州”考

建安十八年,曹操把持下的汉廷进行了一次州制改革,即遵照《禹贡》"九州"之制,把原先的十四州合并为九州。此次改革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扩大冀州辖区———其时曹操以丞相身份兼冀州牧,有意以冀州为其"王业之基"。扩大后的冀州到底合并了哪些地方,史书中至少存在着三种说法。"大冀州"大体上仍在"两河之间",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的相关注解有不妥之处。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禹贡》与先秦史地文献所载物产异同考

《禹贡》历来被视作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其内容不仅与九州疆域划分、山川河流疏导等有关,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各区域所出物产的记载,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自然生态与政治文明。先秦时期的九州贡赋是一种政治理想,是对当时松散城邦关系与物质交换的放大。与先秦史地文献中所载名物比较,不但可以发现中国早期贡赋的形态,还可以探讨《禹贡》经文出现的大致时间。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尚书·禹贡》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十志之一,颜师古注解《汉书·地理志》因袭采用《尚书·禹贡》,多从孔安国传,形式多样,不拘一体,或完全采用一字不改,或引用之而复加阐释,或因袭之而加以更改,反映出颜师古深厚的音韵、训诂小学功底。颜师古注《汉书》,只取孔传,弃马融、郑玄之说而不用。

贡赋制度与虞朝的建立

贡赋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赋税制度。贡赋制度的确立和产生,作为上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体系与职能的建立和完善。历史证明,虞舜时期存在着完善而明确的贡赋制度,这种完善而明确的贡赋制度不仅保障了虞舜王朝职能的行使,同时也对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禹贡》“织皮”释考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其梁、雍二州章中都提到了“织皮”。由于“织皮”所在的特殊位置,其断句释义历来聚讼纷纭。有学者将其连下文释作国名,有的则释作贡物。“织皮”当是兽毛织物和兽皮的总称,是青藏高原地区最为常见的衣物原料,也是古人重要的生活资料。“织皮”用途广泛,需求量大,是古代阶级、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梁、雍二州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毛皮制品的发达及与内地的密切悠久的联系,是“织皮”作为贡物的重要因素。

九州时代的长江文明

《尚书·禹贡》是叙述大禹任土作贡的篇章,记载了九州各地向大禹的贡物、贡道。西周中期豳公盨铭文的面世,进一步说明了《禹贡》的可信性。尽管“九州”的概念仍有待出土文字资料的印证,但把“九州时代”界定在五帝时代晚期、夏王朝建立前夕,也就是考古学上龙山时代晚期,应该是合理的。本文从《禹贡》所载扬、荆、梁三州贡物入手,结合长江流域龙山时代相关考古发现,论证了《禹贡》具有相当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