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清代前中期旅外文献考略

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虽然在数量上、涉及范围上均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清代前中期对外交往的格局,以及清人对周边世界的观察。出于册封等原因,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主要为清廷使臣及随行人员撰写,涉及的区域为琉球、安南与朝鲜等。除个人行纪、诗文外,此类旅外文献还涉及域外国家的风俗、制度等。它们所记的世界在地理上虽是域外,但文化层面上仍是域内。

清朝满蒙联姻制度与北部边疆的稳定--以赛音诺颜部为例

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项国策被长期执行,这种姻亲关系对清代北部疆域乃至清廷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赛音诺颜部为清代喀尔喀蒙古四部之一,与清皇室有着极为紧密的姻亲关系,是喀尔喀蒙古中与清廷联系最为密切的一部。该部在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维护王朝统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使在清朝中后期,也是维护中央统治的中坚力量,是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的有力支撑。目前所见满蒙联姻的研究,多集中于漠南蒙古乃至策凌本人,而对赛音诺颜部与清皇室联姻的整体情况研究基本没有。该文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以时间线为顺序,以平准战争为着重点,拟通过赛音诺颜部与清皇室的联姻探讨清朝满蒙联姻制度在北部边境稳定中的影响。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

本文重建了中国西汉到清代(206BC—1911AD)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变化序列,进而分析了民族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双方共发生战争832次,平均每10a发生3.9次;根据战争频次可划分为西汉低发、东汉高发期,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低发期,宋元明清高发期3个阶段;在百年尺度和30a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2)农牧战争中,有71.3%的战争为游牧民族发动,但最终61.1%的战争为农耕民族获胜;相比于暖期,冷期农耕民族主动发动战争的比例增加,但胜利的比例降低.3)气候变化作为战争事件背景,对战争有间接影响.冷期时,农耕、游牧双方实力均有减弱,形成退让态势,战争频次相对较少;暖期游牧民族多次发动战争,可能是由人口膨胀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游牧民族强盛时社会结构性需求扩大引起的,同时暖期的气候环境为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战争掠夺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也诱使游牧民族引发与农耕民族的战争.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浅谈战争在明清江南温病学派发展中的作用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医学的发展。明清时期 ,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不断发生 ,在清代 ,还加上一系列的外来侵略战争。战争中人口密集的军队本身就是疫病的高发处 ,而部队的行军和由此引起的人口南移更把传染源带至所过之处。而因人口南移导致的江南人口剧增 ,为疫病的高发和迅速广泛的传播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 ,由此带来的江南的繁荣 。

甲午陆战与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发展

甲午陆战的失败是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汲取了甲午陆战失败的教训,陆军军事教育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无论是陆军军事学堂的数量还是教育人数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

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首先把财政支出重点用于支持西征军费和塞防,至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事支出达8000万两,占十年间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1875～1894年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约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北洋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为宫廷所挪用,主要用于修建颐和园。而中法战争的军费支出总数约在3000万两以上。在西征军费和中法战争军费中,债务收入占到三分之一,反映了这一时期清朝战时财政对于内外债的依赖程度。

论廓尔喀第三次侵藏战争

廓尔喀第三次入侵我国西藏之事发生在1855-1856年,最终签订了西藏、廓尔喀条约。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廓尔喀取得在我国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该约在西藏执行近百年(1856-1956),在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的条约后才被废除,可谓影响深远。但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仍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文章参考前贤的研究,并利用尼泊尔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事件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最终结果进行了梳理,并讨论了英国在其中的角色。

三跪九叩与五拜三叩:清朝与安南的礼仪之争

清朝定鼎中原后,以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取代了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这一礼仪也适用于朝贡之国与清朝的礼仪。已习惯了五拜三叩的安南从此与清朝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其间清朝使臣出使安南时,对此礼仪之争采取了并不一致的态度。引起双方关注的主要有杭奕禄使团和德保使团,杭奕禄使团与安南的争执使安南专门就礼仪之争问题向清廷上了奏章,德保使团的争执使双方最终解决了礼仪之争。

战国秦汉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历史经验证明 ,只有不断推动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革命 ,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 ,维护农民的收益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才能促使农业突破小农经济模式 。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

余靖与狄青,一文一武,同为北宋仁宗时名臣。但由于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现实,余靖最初也表现出了对狄青的轻视。随着二人在南征侬智高的战争中的合作,余靖才真正认识到了狄青的非凡的才能。在狄青死后,余靖为狄青撰写墓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就了一段文武合作的佳话。

清代社会发展对森林的影响

清代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缔造了繁荣富裕的"康乾盛世",但也造成了人口的急速膨胀和农垦的迅速扩张,森林面积大为缩减。同时,战争和建筑业、手工业的发展都严重消耗了森林资源。

明清王朝红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问题研究

明末,明政府从澳门葡萄牙人引进的红夷大炮,其技术特征和射程远胜于中国传统火炮,其在明清王朝经历了几次发展高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仍用红夷大炮与船坚炮利的英军作战,但已存在“时代差”。红夷炮 200多年的发展无质的飞跃的主要原因是由明清王朝一系列综合因素造成的。

关于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问题的辨析——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从人类文明史整体发展阶段而言,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游牧生产方式落后,农耕生产方式先进;游牧民族进攻,农耕民族防御。在长城以北发展游牧经济,既突破了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又保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在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民族处于总体上的进攻与扩张,战术上的防御与退守态势,而游牧民族则处于战略上的退缩与战术上的进攻态势。

李秉衡与清末兵灾赈济

作为清末督抚级重要人物,李秉衡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及之后都进行了赈济活动。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首先设立兵站,截留散兵溃卒,整顿军队,加强军需饷械的运输和管理工作;接着又创设医局,救治伤病员。战后继续救济流民和游勇,以工代赈修复镇南关和龙州,奖恤殉职官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保障战时供应,李秉衡多方筹集粮饷,解决兵民的生计问题;战后全力赈济灾民,致力于灾后重建;抚恤官员;重视安置游兵散勇;协赈其他灾区。李秉衡在清末战争状态下的赈济活动,乃晚清兵灾赈济的标本,是后人透视时代原貌的窗口。

日本“董狐”笔下的甲午战争真相——中塚明教授与日清战争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清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国历史学家中琛明教授即以此课题作为 研究的主攻方向,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辍,以“良史”的眼光秉笔直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日本朝野是如何蓄谋已久 地发动日清战争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的责任和使命,堪称日本的“董狐”。

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战地救护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战地医院极少,医护人员非常缺乏,没有系统完备的战地救护系统,战地救护困难重重。部分在华西方人士在战地组建起红十字医院,协助中国人救治伤兵,大大地缓解了清军的救护压力。在沪西方人号召为红十字医院募捐,支持救治中国伤员。甲午战争中的战地救护,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