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左传》《国语》所见旧有繇辞及临时自撰繇辞考辨

所谓繇辞,狭义上来讲就是押韵的卜筮辞。《左传》《国语》所见的非《周易》繇辞,可以从创作性质上分为旧有繇辞和临时自撰繇辞。前者是在某次占卜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繇辞,占卜之后可以依照使用,共九例。后者即卜筮者在某次占卜后临时创造的繇辞,共五例。将二者置于其本身的使用和制作情境中考察,可知繇辞是应卜筮需要而产生的,早期繇辞制作的历史是一部在具体的卜筮场景中不断承袭、改编与创新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作者的文体意识逐渐清晰,企图创作出一种整齐的韵语繇辞,而在汉代文士的著作中也能找寻到这种制作方法和文体意识的传承。

《左传·僖公二年》“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考论

《左传·僖公二年》提到晋国有“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两件至宝。汉儒解经,多主“屈产”为地名,结合上古汉语构词机制,可知“屈产”之“产”为动词,“屈”为地名,即晋公子夷吾之封地。屈邑有南北二处,《左传·僖公二年》所言“屈地”乃北屈,位于今山西吉县一带。地方志多主张“垂棘之璧”与山西曲沃的吉(棘)璧村有关,有说法以水晶簇的三种形态和六种颜色,分别附会“三棘”与“六异”。据《墨子》相关条目及《说文》《尔雅》等训释,可知“三棘六异”即为“三翮六翼”,亦即“九鼎”,吉(棘)璧村与水晶簇实为附会之说。综合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及清人沈钦韩的考证,可以确定“垂山”即为“垂棘”,位于今山西高都镇境内。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左传》郑庄公传叙

作为编年体史书,《左传》叙事简要生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读解《左传》,需要立足坚实的文献资料,纵横贯通,且以现代学术眼光,融会新知,抉示其丰富的内蕴。郑庄公是春秋五霸出现之前的一代英雄,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为东迁之后新郑的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郑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郑庄公在历史演进中的对内、对外策略,彰显出复杂的政治环境、礼崩乐坏的文化现实以及人性的多样复杂性;也正是郑庄公之文化性格,使郑之强盛,及身而衰,失去历史的机遇,沦为附庸而艰难自保。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

钟惺品评《左传》

钟惺好史,他运用历史、文学的双重角度对《左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品评。通过品评,钟惺强调了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之说,提倡了治史之风,总结了作文之法,这对于扭转晚明浮躁学风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钟惺的史评过于随意,且深度不够,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左传》历史美学解读之一

《左传》不仅是"经",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左传》中饱涵的"历史美学"意谓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厘析而探求之,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对《左传》所载赋诗言志的比较考察

《诗经》和《左传》是两部关联度很密切的经学著作,它们都经历了正典化的过程。作为儒家思想的两部正典,《诗经》和《左传》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在《左传》中有着大量的赋诗言志的记载。赋诗言志是一种修辞术,具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赋诗言志是一种话语方式,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戏剧性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体特征。《左传》记录了两次大型的赋诗言志活动:一次是郑国六卿为晋国大臣韩起饯行,另一次为吴公子季札于鲁观周乐,它们都得到了戏剧性的再现。《左传》有关季札观乐的记载,较为充分地论述了诗歌和礼乐的关系,初步确立了中和美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地位,因而可视为文学批评的一份文献。赋诗观乐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扩展形式,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

《左传》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借助相关数据之比较、众多种类之列举,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用“从以‘初’字领起到以‘当是时’领起”,“从雅爱趣味到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追求”,“从单一的叙事体式到多种笔仗并用”三个小标题 ,着重论述《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轨迹。

《左传》“以”的语法化研究

《左传》中的"以"意义丰富,功能复杂,它凝固了先秦"以"语法化的不同层次的成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在语法功能和词汇意义上的特点说明,"以"的词义虚化、功能发展以及"以"所在结构的语法化,不是齐头并进、整齐划一的。

“季札观乐”再解读——从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角度

季札在“观乐”过程中围绕音声、歌词内容及其政治含义发表的评论足以说明“季札观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文本属性。而以政治德行为批评依据,重视音声特点,推崇宏大之声、中和之美则是其音乐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与孔子、荀子及《礼记·乐记》之音乐批评思想的比较分析,再结合已有的考证成果,可将“季札观乐”的大致写成时代断定在战国初期。“季札观乐”与前后儒家音乐批评思想的明显不同则更能凸显其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批评论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价值。

《左传》对偶艺术之实证研究

拟通过实证之法,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左传》的卜筮叙述模式

《左传》大量记录卜筮活动，在反映春秋时代的客观现实、绍介卜筮的同时，创立了独特的卜筮叙述模式。卜筮本身作为一套自给自足内部良性循环的符号体系而存在，它被一种规定的程序所控制、限定，在一定的仪式中体现其存在的意义。随着巫史主体地位的失落，卜筮叙述存在蜕变为形式，存在的意义消失退隐，衰败的卜筮叙述被迫走下神坛，充当起统治者障人耳目、愚弄民众的工具。由此导致了卜筮叙述系统的分化，《左传》对其进行了重新构建，借助卜筮叙述表达对历史及事件的态度，历史的卜筮叙述在这里不仅仅是作为过去一系列事实的呈现，而且作为既成事实的预言式展开进入我们的视域。它扩展了情节的张力，造就了结构的回环，增加了故事的弹性，对后来的历史叙述和虚构叙述作品均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春秋时代《诗》的流播和接受——仅以《左传》为例

《诗》从有意识的累积———采诗、献诗到最后编定 ,“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明确之后经过了一个不断强化推广过程 ,并被纳入礼的范畴 ,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正是在此目的的导引下 ,《诗》最初的流播是自上而下、自王公大臣而诸侯卿士、自统治中心向周边辐射并呈现出中心坍缩、边缘扩张的景象 ,而围绕此目的的“国子”教育导致《诗》之《雅》《颂》在流播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此目的还造成了《诗》最初之接受只能是功用性接受和阐释性接受 ;这种接受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 ,并不是对《诗》的被动记忆和理解 ,而是主动地参与和发挥 ,虽为后人理解《诗》原意设置了障碍 ,却替《诗》的接受写下了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