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权视角论我国《商标法》的结构与重构

我国《商标法》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既反映了从商标管理向商标权保护的转向,也是商标法向民法回归的过程。面对我国商标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商标法》的修改不仅需要就具体的条文加以改进,更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的《商标法》修订应当遵循《民法典》所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精神,突出商标法的私权保护目标。通过梳理我国商标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商标法》虽经多次修改,但由于实行以商标管理为优先的宗旨,故其仍然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整体呈现为程序性公法规范较强而私法规范薄弱的特点。选择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商标法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详细分析它们的条文安排与结构特征,可从中归纳出不同的模式,根据“私法为体、公法为用”的原则,参酌国外立法模式,探讨我国《商标法》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方案。

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文本冲突与规范路径

在建设“大调解”工作格局以及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时代背景下,行政调解以其中立性、专业性与权威性深受青睐。但其生存空间却被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所挤压,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关于行政调解的规定在管辖主体、适用范围、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等方面也存在着冲突,影响其制度实效。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根据其适用范围的不同,采取二元结构,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制度,以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实现社会和谐。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由“大数据杀熟”引发的思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杀熟”给个人生活造成多方面困扰。个人信息自决权是有效规避“杀熟”的手段之一。有别于隐私权,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体现为自主自决,是积极控制之权利,其保护对象是具有可识别性和关联性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所承载人格利益的特殊性。传统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体系的构造及其内容无法涵盖民事主体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利益。合理设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构造,要从权利义务主体、客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三个方面开展。从比较法角度观察,反省我国创设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个人信息全面且高度的保护。此外,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创设在我国已具备现实性、客观性及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明确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地位,仍然是亟待完成的一项时代课题。

论民法典时代污染环境罪法益确定方法的新发展

当前主要从“刑法之内”或“刑法之外”确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但这两种法益确定方法本身不冲突且应当综合运用。以“刑法之外”的方法确定本罪法益需要借助法益理论、宪法、刑法外的部门法。民法典时代有必要将确定本罪法益所借助的部门法范围扩张到民法典,需要以法秩序统一原理来筛选、确定本罪法益。借助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确定本罪是一种阻挡层法益构造,既保护个人法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且阻挡层法益是生态环境法益,背后层法益是个人法益。污染环境严重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构成本罪,通过侵害生态环境法益进而严重侵害个人法益也构成本罪,但没有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使严重侵害了个人法益也不能构成本罪。

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

低强度行政审查下得出的有限事实与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要求存在某种张力,应解决协同性问题。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效率形成的低强度行政审查产生并主要存在于依申请行政行为领域。低强度行政审查满足了“放管服”改革需求,并回应了由此带来的监管挑战。在规范主义层面,结构性制约决定了低强度行政审查不会消失且与行政登记联系密切。低强度行政审查的协同性有赖于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低强度行政审查作为一种认定法律事实的机制,所得出的有限事实可视为“法律事实清楚”,由此,低强度行政审查与行政法体系的紧张关系可得以消解。低强度行政审查的运行需要司法审查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配套改革。

安慰函的法律构造与规范进路

安慰函作为商事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新型债权性担保工具,在促进融资、促成合同、增强信用等方面具有独立价值。在我国既有规则体系下,相关立法尚付阙如,加之安慰函自身的“模糊性”特征,其在实践运行中呈现出诸多解释困境。我国司法实践对安慰函的性质及效力认定通常高度依托于保证合同,以是否构成保证为基本判断标尺。事实上,安慰函区别于传统从属性保证,具有独立的交易需求与规范逻辑,基于保证合同视阈的审视逻辑实则是对安慰函制度之误读,有悖于商事自治,亦与商业交易需求相背离。为导正安慰函的构造逻辑,应将安慰函作为不同于保证合同的担保方式纳入人的担保体系范畴,并肯定、承认适格安慰函的担保效力。在未来的《商法典》或《商法总则》等商事立法中,应当予以典型化。

从“权力(利)型”回归“义务型”:我国工会“基本职责”法律实现结构的转型

《工会法》目前突出工会政治属性、政治职责的表达旨趣使得工会职责的实现结构过分弱化了其法人属性、法律职责的内容,工会“基本职责”的实现因此难以形成完整科学的“权利—义务—责任”法律关系链条。事实上,工会维权法律职责的有效实现,才是其政治职责得以落实并达成逻辑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根本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亦上升为“基本职责”。尽管工会“双维护”职责的规范逻辑具有政治正当性,《工会法》仍应当在体现法人属性的面向,改变因工会政治属性的错位挤占而与会员形成的法律直接授权下的“权力(利)—义务”关系,而回归为法人属性下基于会员授权约束并获法律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基本职责实现中工会的“义务者”基础角色,继而为会员的追责提供法权根据。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廓清工会不履责时的行为性质、追责对象以及救济路径层面的困扰,并通过建立工会法律关系的双层运行结构、明晰法人属性下工会与会员的权利义务内容、强化工会协商代表权的授权约束、增补工会工作人员不当劳动行为制度等,最终塑造出科学完整的基本职责“义务型”法律实现结构,真正促成工会“双维护”职责实现上的逻辑统一。

“双碳”目标下我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其纾解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社会治理转向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亟需在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环境行政约谈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推动了环境行政执法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深层次变革,回应了环境善治的现实需求。但其作为一种新型柔性行政行为,传统研究范式对其解释力不足,难以实现逻辑自洽。以环境法权结构论为范式,遵循“环境权利和环境权力统一体”的命题,探究环境行政约谈的研究范式、权利规范、权力规制、法权冲突的困境所在,在论证“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的能动治理新模式基础上,从价值导向层面明确环境行政约谈的适用原则,从规范建构层面加强环境行政约谈的多位阶立法供给,从多元协作层面健全环境行政约谈的程序设计,提出环境行政约谈现实困境的纾解对策,从而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环境善治新格局的形成。

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属性及其效力分析

随着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行政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亟待厘清。行政裁量基准的构造和法律属性是明确行政裁量基准效力的前提问题,行政裁量基准的内部构造包括要件裁量基准和效果裁量基准,其外在表现包括规范性文件、指南、行政惯例等多元形式;行政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应当被认定为“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在适用对象上及于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适用时间上是行政裁量基准公布之后。从行政裁量基准运行过程角度看,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遵守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救济阶段,行政裁量基准的法律效力因是否经过法院的附带审查而有所差异。对于前者,法院应将合法的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对于后者,其对于法院没有约束力,但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尊让。

基于行政法学视角的公立医院法人地位法理分析

公立医院“法人化”及“法人治理”改革由来已久,但其政策落实缓慢且效果较差。学界对法人化与法人治理中的“法人”之概念、理论与制度的误解可能是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将获得独立法人地位作为提升公立医院自主权和实现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路径,但传统的法人理论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基于此误解,阐明以“人格”为核心的法人概念并认为法人不必然需要自治。在此基础上,从行政法学视角分析了公立医院作为法人的法理依据,认为公立医院应是行政主体而非民事主体,进而认为公立医院得以借助法人理论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法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冲突与优化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是社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而合作社在运行过程中却表现出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冲突问题,诸如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直接配置与社员协议配置的冲突,社员民主决策和少数人控制的冲突,社员民主监督与监督形式主义的冲突等。因此,需要合理配置合作社的机关及权力,将"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相结合,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治理结构。

论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

传统公司法理论以缺乏团体人格为主要理由,否认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然而,一人公司以自身的特点赢得了投资者的关注,并被许多国家认可。一人公司已在实践中对我国《公司法》提出挑战,为了中国企业制度的科学完善,我国应从法律上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

公立医院法人化治理改革实践——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

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涉及公立医院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其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条件是捐赠资金的非营利性目的产生了对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要求,并为公益人士参与公立医院治理提供了机会。操作者对非营利性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深刻理解和精细操作,使其在非营利性组织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对医院的人事管理权和经营管理权进行了合理分权管理并形成了制衡机制。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呼唤立法保障。

试论当代科技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21世纪是科技创新的世纪,科技管理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深入分析和认识当代科技管理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对于培养和造就高层次的科技管理人才队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及实际意义。

我国传媒治理结构的理论渊源与创新

当前的传媒治理结构是政府单边主导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半行政化的企业行为,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要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主导下进行,即在转制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规则,同时把传媒视为一个市场性契约组织,达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有效统一。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股权结构的内涵、特征及多维关系审视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股权结构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及其享有的权益构成。股权结构具有主体多元、与权责结构对称、收益和风险对等、可合理流动等特征。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股权结构与其产权结构、法人属性、法人治理结构及利益分配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产权结构决定股权结构;而股权结构会通过特定方式对产权结构产生影响。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股权结构,尤其是股权属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法人属性;而其法人属性也会影响股权总量增速的变化和股权份额的变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股权结构决定其法人治理结构;而法人治理结构服务于股权结构,对股东的权益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股权结构影响利益分配的诉求、方式和路径,决定利益分配的额度;而利益分配影响股权结构的稳定,并影响股权结构的选择。

创新罗湖医院集团运营管理模式

组建医院集团是深化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选择,有利于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整体竞争实力。但各地在组建医院集团时,忽视了医院集团自身的特性,仍沿用传统的医院运营管理模式,弊端渐渐显现。笔者以罗湖医院集团为例,阐述医院集团通过改革创新,采取唯一法人代表的紧密型组织形式、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落实去行政化等措施,构建适用于医院集团的运营管理模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及其规范运行分析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是其组织属性、本质特征和产权结构。制度安排是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合作社的理事会结构、决策方式、监督机构的设置等都对合作社的规范运行有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完善合作社的决策机制、健全理事会制度、完善监督制度,以促进合作社的规范运行。

历史发展、现实困惑与根本突破--我国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的再思考

从宏观层面“公私”共存的“混合”形态看,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但从微观层面把它当作“职业教育领域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经历了从自发探索到自觉自为的阶段。当前,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面临着法人身份不确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和法人财产权不完整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等的结合上,从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视角出发进行系统思考,并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协同性出发,统筹考虑制度供给。

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概况调研

介绍了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和理事会的概念以及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的概况,通过对四川省21市(州)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调研,梳理出遂宁、内江等5市(州)公共图书馆及四川省图书馆理事会的开展情况及当前法人治理结构推行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