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aiwan

As germination and rise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aiwan, large-scale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noise, land subsidence and other public hazards harming human health and living environment caused by various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activities are generated.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 increasingly aggravate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First, Article 9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stipulate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then ,Article 34 of Environmental Basic Law cleady stipulates important ele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research, taking the firs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aiwan as the example, collusion proces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 and priv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s finally obtaining victor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ffort and litigation are illustrated, thereby uncovering so-called ＂legal＂ saying by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 Environmental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is the duty of every citizen should do, but not only the duty of govemment, which is mentality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have and road must take.

On the Circumstance Administration Commonweal Lawsuit System

In China,establishing institu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necessary and of great importance.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supervising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subjects,but also for preser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ll,as well as being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key to establish China’s institu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extend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and establish the prepositive procedure institution inevitable for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the compulsory lawyer agency institution,as well as the successful plaintiff incentive institution,and so on.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行政公益诉讼适格被告认定的特殊规则——以监督管理职责为逻辑起点

法定职责是普通行政诉讼中确定适格被告资格的核心要件。以负有法定职责作为适格被告的认定标准增加了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难度。与以“个人利益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普通行政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是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客观诉讼,应以功能主义模式为进路,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中案件适格被告的认定规则。立足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法律统一实施的制度设计,应将内部层级监督职责、宏观管理职责、行政决策职责、规范性文件制定职责等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有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凡具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均具备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资格。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绿洗”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绿洗”行为泛滥的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文章通过分析企业“绿洗”案例发现,企业“绿洗”有两种动因:一是基于声誉效益的外部动因;二是根植企业利益的内部动因。两者是导致企业“虚假性”“欺骗或误导性”“真实性”投机表现的根本动因。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式治理”模式和以欧盟指令为依据的“专门治理”模式是当前较为典型的企业“绿洗”治理方案。这两种企业“绿洗”治理模式为我国治理企业“绿洗”的法律方案提供思路。鉴于当前我国治理企业“绿洗”行为存在立法表达缺失、执法不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国内企业“绿洗”投机以逃避处罚的事态严峻。对此,本文提出从法律层面建立企业“绿洗”治理的统一界定规范、将企业“绿洗”治理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治理范式、强化消费者侵权诉讼补充公共规制、探索国际层面企业“绿洗”治理的一致性等建议,助力完善中国企业“绿洗”治理的路径方案。

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制度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自然资源各单行法中都有体现,是构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赔偿的法益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条款中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主权,主权当然应包括所有权的内容。因自然资源种类差异,在其国家所有权受损时赔偿救济规范和结果不尽相同。因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传统行政、民事、刑事等救济方面均存在不足,环境公益诉讼又不足以涵盖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救济的范围。需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的角度,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兼具公私属性予以认识,并进行相关利益衡平考量。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已有规定,并出现了一批相关司法案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和公权和私权的结合,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奠定了基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损害可直接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程序时可与环境公益诉讼合并审理,有利于节约立法、执法和司法成本,是最优选。

能动检察理念下的行政公益诉讼立法

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重要内容。而能动检察对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具有指导性。能动检察在行政公益诉讼立法中的展开,既要从行政公益诉讼类型的健全进行设计,发挥其整体运行实效,又要从具体运行机制的优化进行考量,实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独特价值。在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健全方面,能动检察要求确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现源头预防;确立公共利益的识别标准,为新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明确指向。在行政公益诉讼运行机制优化方面,能动检察要求在一体化体制下建立案件线索多元获取机制、完善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机制、健全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机制、建立全过程的动态跟踪反馈监督机制等。能动检察在使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释放其公益保护活力的同时,也要保持司法理性,这就要求行政公益诉讼立法确定能动检察的必要限度,尊重行政机关的执法专长,理顺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论“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反思与优化

负有环境资源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对其生效的行政决定怠于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检察机关在诉前程序无果的情形下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于法有据”,但司法实践案例中呈现出的“诉讼的耗时性与环境公益保护的紧迫性存在冲突”“检察机关的胜诉对生效行政决定的执行仅有间接影响”以及“挤占虚耗司法资源”等问题却一再表明,对“怠于申请非诉执行的行为”不加区分地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欠缺合理性。“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泛化适用,既是对检察机关“全链条式”监督理念的误用,也是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有限监督原则”的违背,还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理论”存在冲突,建议将“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区分为履行职责类诉讼与确认违法类诉讼,对于前者国家可通过立法直接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执行申请权的方式予以“赋权替代”,对于后者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确认违法类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主管部门怠于履职行为的违法性予以“宣示”,实现“环境执法非诉执行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分构造。

行政执法视角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设定——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时效的借鉴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公法诉讼,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然而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在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仍沿用民事诉讼时效的框架或规定,无助于解决该制度面临的困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为解决行政失灵应运而生,应回归到公法制度下考察。本文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执法之间的制度架构共通,救济手段可相互替代,同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与环保署执法行动间的关系类似。因此,可考察和借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适用行政执法时效的制度规范与实践,通过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的考量,证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行政处罚时效的优越性,并依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性和行政处罚时效的规定,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效制度的期间长度、起算点、终止以及延长规则。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判断——以安全生产领域案件为考察对象

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社会各界对检察院在安全生产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重点关注。对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履职审查基准进行专门研究具有必要性,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是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公认的难题,当前多以“行为标准”“结果标准”和“复合标准”进行讨论。鉴于安全生产事故的严重危害性,在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职责时,应重点从其客观上是否阻碍危害结果发生或是否遏制潜在危害源的视角出发,从其是否调尽行政资源方面进行审查,以此构建修正“行为-结果”判断标准,结合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法律本质、宗旨及功能,不断改进完善行政机关整体履行职责的判断基准。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实践现存问题及其对策——以S省D县检察院为样本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建立了我国现行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S省D县检察院开展的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出发点,从微观角度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据线索获取困难、诉讼管辖混乱、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难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难以管理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建设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未来应当加强检察院与行政机关、公民的联动衔接,多途径收集线索;探索建立检察院内部跨区域合作机制,减少在异地管辖、集中管辖背景下程序衔接不畅的问题;引入专业组织和专家辅助人对环境污染定损,并提供相应修复建议;明晰公益诉讼案涉赔偿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由省级以上检察院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会。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数字时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发展与完善

检察建议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属于一种“柔性”检察监督手段。数字技术既能拓宽其线索范围,加强科学取证固证,保障检察建议质效,又能衍生和拓展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新领域。数字时代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仍面临质效不高、与公益诉讼衔接不足、落实监督不强以及算法风险等问题,应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检察建议质量,从实体上加强检察建议内容的可操作性、从程序上重视检察建议书的有效送达、从技术上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检察建议与诉讼请求有效衔接;应建设智慧平台,组织听证、磋商,采用公开送达方式落实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应厘定检察智能化数据利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边界,并规避数据算法蕴含的安全风险。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探究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是当下检察机关探索的重要公益诉讼类型,也是理论界公益诉讼研究的热点。从司法实践上看,该领域公益诉讼配套法律制度仍较为薄弱,实践中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尚存一定争议,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阻碍。通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式,对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中“安全生产”“重大事故”与“重大事故隐患”“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厘清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受案范围、监督职责、诉讼前提以及诉讼对象等问题,进而明确安全生产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条件,为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提供助益。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