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北地区基层行政的帝制化

秦汉时期,中国完全进入帝制社会。帝制社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基层行政组织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西部等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文献资料。这些出土文书内容丰富,资料原始性强,其中大量有关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的记载,是研究秦汉以来乡、里、村、坊等基层行政制度实施与推行的珍贵史料,是西北地区逐步进入帝制社会曲折历程的历史见证。西汉武帝时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内地实施的乡里制也推行于河西走廊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汉以来的以西乡、东乡、北乡、都乡等为代表的方位名乡制及里的建制在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吐鲁番地区得以沿袭和实施,地方行政体系排列顺序基本上是郡—县—乡—里。唐朝时期,内地基层行政制度推行于更向西的以羁縻州制为主的西域地区。与县以上体制多变比较,西域地区的基层行政体系更具有稳定性。总体而言,随着唐的基层行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全方位推行,西北地区最终完成了帝制社会化历程。

族类标签与王朝拓边: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社会分类和国家治理

聚焦明代川西北地区以族类标签为标识的社会分类,是考察王朝拓边进程的关键视角。15世纪时,明廷秉持羁縻导向的边关方略,对流行于川西北非汉社会的“大小”“牛羊”等二元族类标签之内涵缺乏了解。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期,明廷尝试重新诠释川西北非汉社会语境中的“黑—白”族类标签,但因国家力量渗透边地的程度有限,“黑—白”标签的本地意涵与明廷定义在一定时期内共存。16世纪中后期,明廷的边地知识与地方社会实态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在王朝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整饬边地秩序后,“番—羌”族类标签逐步成为向化程度深浅的代名词。明代川西北诸种族类标签的内涵演化是“中心—外缘”互动在社会分类层面微观而鲜活的呈现。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

类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古类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功用。它起源于曹魏时期,入唐以后,类书编修逐渐增多,至宋代遂大盛,甚至明清两代也难望其项背。宋代类书所以很多,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宋代帝王重视文治,个人也比较好学,所以大力鼓励类书的编修;二是科举制度到宋代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应试人数大大增多,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对类书的需要量随之增大;三是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完善,装订形式也有进步,为类书的刊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两晋宗室始封爵考论

西晋宗室始受封爵位以王爵为主要方面,西晋封授宗室爵位阶段性特征较为显著,始受封者由前期以大功亲以上宗室为主转为后期以小功亲以下宗室为主,由功而王始终是一重要封爵原则,始受封爵年龄较小,始封王封国等第并非固定不变,存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始封爵与前朝旧爵也有一定联系。东晋宗室始受封爵者人数较西晋大大减少,始封王爵者更是寥若晨星,宗室因亲获封概率降低。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经历了由皇帝主导、到宗王主导、再到门阀主导的的历程,王爵分封范围由泰始初年由授予小功亲以上到咸宁三年确立非皇子不得为王原则、再到惠帝时期王爵分封延展到缌麻亲,及至东晋,王爵分封的范围又收缩到周亲。

清朝行政处分制度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人们往往不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清朝的行政法律表明,清朝的行政处分制度已经十分完备,而且行政处分已经独立于刑罚;这种独立是清朝行政法律高度发展、行政法律与刑事法律分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法系不再“以刑为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唐代谏官制度对现代行政监督实效提升的启示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皇帝过失,唐代是谏官制度最为成熟的时期。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谏官的作用,建立了完整的谏官组织结构,制订了谏官选拔标准和考核制度,使得谏官制度日渐成熟,促进了唐代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以史为鉴,需要营造良好的行政监督政治、文化环境,加强行政监督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和机制,对行政监督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与评估,从而提升行政监督实效。

圆:一种解读传统基层行政体制特质的新范式

运用范式研究基层行政体制的特征是当前研究该课题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也力图沿着这种研究路径构建一种新的传统基层行政体制范式。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数学中简单图形———圆,描述了传统基层行政体制的特征。即:以皇权为圆心,以士绅统治为半径,划出“熟人社会”的自治之圆,便是这种模式的全貌。因此,这种概貌性的描写,使得传统基层行政体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构建起来。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权威与秩序——对于中间组织缺失与整合之研究

在现代社会秩序同化宗族秩序的流程中,中间组织的功能性缺失导致了这一差异的结构性断裂,乡土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由此产生,建立健全中间组织,整合新的社会秩序,修复断裂的链条是中国社会稳定前进的突破口。

近二十年来明代监察研究回顾

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强化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系列的研究当中,对明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突显出来,成为中央集权模式系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诸多专家学者对明代的监察制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略论包拯的吏治思想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朝代,包拯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大臣,也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他对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见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清末吏治败坏,科举考试更是弊窦丛生,考官收受贿赂、阅卷马虎草率、判文不按规定、大员子弟舞弊、学政出题割裂。清政府曾进行大力整顿,甚至不惜严刑峻法,对一些违法官员处以极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场腐败,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社会上起到了震慑作用。

陆游研究札记

陆游受命宁德主簿应在绍兴二十七年冬 ;与敕令所同事们的关系及其工作 ;迁枢密院编修官时间应为绍兴三十一年冬 ;召对受沮原因分析 ;陆游与周必大的关系。

旧权威的衰亡——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