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民生实践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以民为本”包含三层含义:民为国本,体现了对民众地位的认识;立国为民,体现了对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认知;政在养民,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基于传统民本思想提出的一系列“以厚民生为本”的富民之策,要求统治者采取相应政策,关心民众生计,使民众生活富足。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改善民生举措主要有重农抑商、务本兴农,轻徭薄赋、体恤民力,不违农时、使民以时,以及约束官吏、勿使扰民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民生实践促进了近代以来民主思想的发展,对当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勇德: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根本指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守正创新、夯基固本立德树人的中国话语。文章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武术教育的时代契合为出发点,以德性条目中勇德的内在维度为切入点。研究指出:武术勇德作为一种生命能,它不是特定条目的形式之勇,而是由之形成的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的主体德性的表现,它始终被限定为完成智、仁而生发出“依自不依他”的顽强意志品质。经历了性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的自然之勇,在注入“仁”“义”“礼”等伦理内涵后,逐渐走向道德德性,它趋于终极存在的生命精神。勇德作为武术教育的根本指向,其思想意蕴主要体现在,心性之勇为“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德性之维;气力之勇为“浩然之气,勇武之魂”的生命之维;仁义之勇为“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君子之维。武术勇德的当代启示在于要重塑“身体作为成长的教育起点”的武术本体认知;夯实“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武术教育理念;厚植“英雄形象与日常生活交织”的武术育人沃土。

体育高职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路径刍论——以思政课教学中融入法治思想为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将其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对落实体育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意义,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体育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以切实提升体育高职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实现育人目标。

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作为“法”的“礼”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国家权力产生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治之以法。但这只是一种应然和理想,要变为现实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我国而论,最初产生的是宗法组织的国家(家国),被这种国家所认可的两种“俗”是“礼”和“刑”。它们分别产生于祭祀上的礼仪和战争中对俘虏的惩罚的习俗。后来也分别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士”和下层社会的“庶人”。其本质是“法律化”的“俗”。它们分别为历代所编纂,由此产生“九朝律”“周礼”和“大唐开元礼”。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德治”(礼治)和“法(刑)治”之争,正是分别抓住一种“法”而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两种主张。儒家是“德治”(礼治)的代表,“秦法家”则是“法(刑)治”的代表。汉时两种主张融而为一,德主刑辅,成为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占主流的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本文就是想对“礼”和“礼治”论者作一些评析。

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中一体推进“三不腐”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需要加强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理论是深入诠释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引,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治理逻辑和治理方式中蕴涵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必行性。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中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够形成相得益彰的整体成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和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治理优势。

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原则

为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应当对它进行有效规制。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传统规制主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法律路径,其在内容上涵盖扩大立法范围、强化执法监督、推进司法审查三个维度的内容。然而,此种依托规则而展开的形式主义法律规制路径,因存在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无法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约束。在理论上,警察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兼有规则与伦理双重属性的权力,即以规则为依据,以伦理为内核,这决定了对其规制不能偏重于形式主义法治路径,而应当以“德法合治”原则为基础确立法律与伦理相结合的规制原则。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合治”原则为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的确立指明了方向。之于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确立的路径应以人民主体性与公共性塑造警察权力的伦理基础,并以警察伦理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指引,最终借由内在的美德伦理与外在的制度伦理共同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规制。

历史逻辑·辩证品质·价值指向: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并用”观

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并用”观,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吸收、借鉴与创新发展,体现为党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统筹民主与法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经验,体现为党在治国理政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的治理目标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并用”观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现在德治和法治的实践规范、实践逻辑、起效特点、运行保障等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并用”观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的生动展现,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深入开展,有利于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培养崇高的道德情操,从而促进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升。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历史贡献

德治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塑造了和善友爱的民族特性,锤炼了天下为公的民族气节,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系统梳理与把握传统德治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政治实践,挖掘为政以德、德治仁政、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天下大同等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探索“德法并举”“德法兼行”的路径,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正司法的理论蕴涵

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推进全面公正司法,应当坚持系统思维,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整体出发,深刻把握公正司法鲜明的党性、人民性和方向性,坚持情、理、法相统一,切实践行良法善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荀子治道思想的主要特质分析

荀子治道思想的特质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一是政治主义。荀子治道思想以治政为主导,最关心的是由天道推及政道、由人道推及政道,思考重心是治家、治国、治天下、治世、治法等,治道理念逻辑上包含政道。二是德治主义。战国末期,围绕如何实现德治,荀子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内圣外王、王道政治和德主刑辅等观念,鲜明地体现了治道思想的德治主义特质。三是礼治主义。"礼主刑辅"或"礼本刑末"与"礼体法用"是荀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治道的说明,关于礼治与法治关系的治道思想,大致体现为礼法共治、礼法分治和礼主法辅三种情形,从以礼治人、以礼治民、以礼治国系统地阐发了"礼"的各种功能价值。四是人治主义。荀子是儒家人治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不是强势人治主义而是弱势人治主义,重人轻法、为法在人和君子之治观念,无不体现了荀子治道思想的人治主义特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

"范畴"乃哲学思想的逻辑表达形式。基于思想学术体系构成之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抽象和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核心范畴,是呈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本真精神及其学术化的必要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色法治事业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关理论与实践、政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权力与权利、法治与德治等辩证关系的创新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神,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