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中西比较视域下史诗对立观的历史美学剖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史诗二元对立观”,这一对历史学的成见影响深远。黑格尔与叔本华也受这一观念影响,将史学与诗学对立。黑格尔否认历史学能够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叔本华贬低历史学所蕴含的内在真实性。不过,史诗二元对立观实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相悖,黑格尔与叔本华也在他们的论述中不自觉地给予史诗关系以“历史美学”的启迪。在中国传统史论中,无论是刘知几、钱谦益还是章学诚,都有关于史诗相通的大量论述,这既是对传统史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对现代史家重新定位历史学的重要提示。

诗性修辞诗意空间诗化语境——文人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的叙事脉络与人文底蕴

《掬水月在手》作为陈传兴导演执导的文人传记电影“诗词三部曲”的终结篇,影片以诗词为灵魂,以人物为主角,以媒介为载体,以精神为核心,将著名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与诗词紧紧交织的一生搬上银屏,展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命史诗。文章从诗性修辞、诗意空间和诗化语境三个角度阐释影片从叙事脉络到人文底蕴的多维透视,解读其在影像诗意美学、文学精神传扬以及类型化叙事方面的全新思路,为新时期中国影视作品的叙事创新和主题表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蒲松龄组诗《悲喜十三谣》赏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嵋任淄川知县,二十八年(1689)升职离任。蒲松龄与之多有交往,《聊斋诗集》和《聊斋文集》中都有多篇作品和张嵋有关。《悲喜十三谣》组诗是《聊斋诗集》中的重要作品,是张嵋离任时蒲松龄的送别之作。蒲松龄用13首七言绝句,分写对于张嵋的离任有六种人“悲”、七种人“喜”,通过通俗诙谐的带有俚俗意味的诗歌语言,表现了对张嵋的离任,淄川良善之民的悲伤和奸邪之徒的欢喜,反映了淄川社会的真实面貌,有相当高的认识价值,可称为“诗史”。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历史具有“本义”——驳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

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认为,历史的意义完全靠史家“赋予”。此论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历史具有“本义”,它由历史的缔造者赋予,而与史家无关。后现代主义历史诠释学的真正和典型的代表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该书不仅把有关历史意义的“生成系统”即史家赋予历史以“意义”的论述,完全置于“与解释问题有关的历史书写”框架中展开,还提出了一种专门的“历史诗学”作为其理论支撑。“历史诗学”的核心虽然叫“转义理论”,但“转义行为”最终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这就暴露了其历史诠释学乃至整个“历史诗学”的先验唯心论倾向。因为根据F.R.安克施密特的专门研究,“先验论哲学内在地是隐喻的,而隐喻内在地是先验的”,二者在性质上原本是相通的。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抄诗作史: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诗史”价值

《续甬上耆旧诗》是全祖望晚年辑纂的一部自明隆万至清顺康时期的甬上诗歌总集。其辑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诗作史,以诗歌文献和诗人小传的辑纂来构建遗民故国史、浙东乡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为一,分而各属,既有内在联系性,又各有所侧重。故国史侧重于甬上文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权认同,乡邦史侧重于甬上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历史还原,望族史侧重于家族传承及家族之间联系性的梳理重现。由于甬上望族人文鼎盛,又是抗清和遗民群体的中坚力量,望族史、乡邦史和故国史因节义精神和人文传统而得到有机贯通与有效弘扬。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从诗艺到“诗史”:王阳明诗风递嬗中的杜甫因素

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的诗风转变,从诗学取径来看亦可谓一个“发现杜甫”的过程。王阳明前期诗歌主要宗法以李白为首的盛唐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止于诗艺层面。“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对杜甫的接受发生了从诗艺到“诗史”的转向——其自觉以诗纪“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特别是在其赣州诗、江西诗和两广诗中涌现出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民生之作,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圣人情怀,具有鲜明的“诗史”特质。王阳明对杜甫接受的深入与内化,是催生其后期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诗圣”的多维度阐释

“诗圣”是对杜甫的诗歌创作集真善美之大成的总括称谓,分论之有两方面:一是诗史,即写实性、史诗性所呈现的思想内容之真、善;二是诗艺,即体裁和艺术性所呈现的语言形式之美。两方面又各分为若干侧面。因社会角色和话语环境不同,古今中外对各侧面的具体阐释又互有不同,同一能指在不同的所指间滑动,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不同层次的多维度阐释系统。

论“随时敏捷”与“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

杜甫《进〈雕赋〉表》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的敏捷才思。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二者亦是相辅相成的。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指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成为其专属的称誉。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发展迅猛,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杜诗学建构体系的主要形态、新拓展的辑佚辨伪、新材料的域外杜集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研究中的系列不平衡问题亦显露出来,如何在杜诗评点已有研究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论曼德尔施塔姆的博物观

自然学科的理性思维范式是对人文学科感性印象的协调与补充,而这一点,早在20世纪10年代,就已被俄罗斯现代诗人兼诗论家曼德尔施塔姆所预示并予以实践。他的博物观——有机生命诗学,不仅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不同学科之间的独特性与共通性,而且还洞见了前人及同时代人所未察觉到的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观的共融形态。他将自然诗学的观点融入自己的诗歌和批评,既使多种学科交叉与共融成为可能,也让自然、历史与神话产生了新的对话关系。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陌上桑》拟作:诗学史视域下的多维重构

乐府古辞《陌上桑》是采桑题材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后世拟作通过主题迁转、主旨发散等方式对之进行了重构。《陌上桑》着意塑造的罗敷形象,在后代拟作中经历了从缺失到再现的曲折历程。《陌上桑》及其拟作的流变,特别是由开放的外倾叙事转向封闭的内在抒情,体现出乐府诗向文人诗转变的生动细节。

杨慎“诗非史”观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以《升庵诗话》为中心

杨慎历来被认为是明代“诗非史”观的重镇,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宋以来根据杜诗开创的愈演愈误的小传统。在辨明“诗”“史”二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含蓄蕴藉的诗歌叙事标准,将其融通于诗歌缘情的本质。同时,他又秉持辩证复古的观念、字有来处的知识主义、文献考据的史证意识,最终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诗史”大传统。

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史记》的实录精神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三个特点:批判政治生活的倾斜性,反映时代民生的宏观性,揭露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史记》的实录精神深刻影响了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汉魏六朝诸多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都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取法。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后世接受

古典诗歌史视域下的范成大,其诗歌地位在不同时代受世风及诗风影响,相应地发生显著变化。整体观之,宋元是范成大诗歌地位的确立时期,作为中兴四大家之一,被视为乾淳诗坛巨擘。明代虽以尊唐黜宋为主流,但范成大等南宋诗人所受影响不大。明人多以南宋四大家为讨论对象,从以唐存宋角度评价其诗歌。到了清代,由于诗坛风气多变且诗人个体的诗学宗尚不同,因此范成大此时期的诗史地位变化亦比较复杂。不过从中可抽出陆、范比较这条主线,从而明悉范成大诗史地位的变化及其与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关系。要之,对范成大诗史地位的接受作历史过程的考察,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范成大诗歌价值的认识,亦可从中透视古典诗歌内部发展演变的轨迹,以及诗歌审美趣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