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变真相 ,这是 1 93 0年代初远东危机中引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联调查团团长英国人李顿在华期间 ,给其家人写了大量信件 ,并记有日记。李顿的这批私人文件总计约合中文 80 ,0 0 0余字 ,记载了李顿本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看法 ,以及他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和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与公开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相比 ,它对了解国联调查团尤其是李顿的立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土匪抗日原因及其局限性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东北地区土匪发生了严重分化。种种原因兴起的土匪抗日,尽管动机和原因不一,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与其他抗日队伍一起充当了抗日先锋,滞缓了日军侵吞东北的进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这些积极意义都应为历史所肯定,但由于土匪队伍抗日意志不够坚定、与正规军相比组织纪律性差、匪性难改和日伪重兵围剿、抗战队伍粮弹不济等主客观原因,这些绿林土匪的抗日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

1932年10月,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作出最终裁决,也充分说明了对中日东北争端的基本态度。报告书公布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学者及社会名流等纷纷发表意见,围绕报告书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因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不同,对报告书的认识和意见并不一致,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和各列强的幻想,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

东北易帜后 ,全国虽然实现了统一 ,但还主要是形式上的。国民政府下诸军政集团间的内战频频发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星火燎原。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之乱 ,东北军大量调入关内 ,严重削弱了东北边防。连年内战 ,耗损了国力 ,无力抵御外侮。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了中国的内争不统一 ,乘虚而进 ,发动九一八事变 ,占领东北。 1 931年发生的宁粤对立 ,严重地影响了对日和战的决行。张学良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当关东军向辽西进攻时 ,张氏拒绝中央政府的一再指令 ,擅从锦州撤兵 ,终致东北全部沦陷。民族不统一 ,给外敌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日本充分利用中国内部不统一 ,侵略东北 ,策划建立满蒙“独立”政权。这是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历史教训。

试述“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一份著名的时事政论类综合杂志。“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以敏锐的观察力,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对日本侵华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认为日本侵华的内在原因是其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而中国自身国力的孱弱则是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外因。《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虽带有浅显、直白、感性的特征,但对于激发城市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他们的民族精神,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日本策动朝鲜浪人对中国东北的走私

采取对华走私的“特殊贸易”,是日本政府一贯推行的“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补充。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利用吞并朝鲜后的地理优势,策动朝鲜浪人大肆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猖獗的走私活动,这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走私狂潮的前奏。与朝鲜接壤的龙井村、珲春、安东等海关辖区,朝鲜浪人的走私最为猖狂,也最具代表性。其走私的方式主要有徒步走私、骑自行车走私、通过铁路走私等几种。朝鲜浪人的走私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关税的提高使走私者和商人有利可图,在日本的包庇与纵容下,朝鲜浪人充当了日本对华走私的马前卒,而中方缉私力量薄弱,缺乏法律保障对进出口货物进行有效的监管。

从“补偿论”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浅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演进

几百年来,日本从其自身生存需要出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并用理论为其侵略行为提供支持。幕末时期,吉田松阴即提出补偿论,19世纪末,吉田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山下有朋等又提出了满蒙为日本的"利益线";九一八事变前,"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论调又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一脉相承,与之相伴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复兴月刊》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复兴民族的空气已弥漫全国,民族复兴思潮蔚为大潮。如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成为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以《复兴月刊》等新刊物为中心梳理民族复兴话语,发现构建民主政体、国民性改造、乡村重建以及经济振兴已成为复兴民族方案的共识。重新回顾前辈学人的深邃思考,进一步论证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对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所裨益。

知识分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回应的历史考察

1932年10月2日,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出炉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接受报告书为世界公论者有之,大体可以接受而需要修正者有之,指责报告书为废纸而拒绝者有之。但从整体而言,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对调查团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于日本和否定满洲国表示欢迎,另一方面他们对调查团解决中日纠纷的方案给予彻底的批判。当爱国的情绪化逐渐超过理智分析之时,便使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负面意义超过正面意义而为时人所否定。

试析“不抵抗主义”由来的相关口述史料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采取了为后人所诟病的"不抵抗主义"。目前关于"不抵抗主义"的很多结论大多根据历史相关人的口述史料整理而成。本文通过对现有相关的口述史料进行客观分析,力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今人判断"不抵抗主义"由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九一八”纪念述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九一八”纪念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直至迈入新世纪后,每年皆按时举行“九一八”纪念成为定制。“九一八”纪念活动的形式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同时,纪念区域以沈阳为核心逐步向全国扩展。在纪念话语上,其内涵主旨亦呈嬗变之势,从最初的“革命”宣传最终衍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九一八”纪念体系渐趋完善的背后,也存在诸多值得深思之处。将“九一八”纪念上升为国家行为,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日常化,不仅是当下社会的普遍呼声,也应成为今后的努力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纪念设施考察

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始陆续修建,目前遍布东北各地。本文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查阅,梳理了东北黑、吉、辽三省东北抗日联军烈士纪念设施修建的概况,考察了这些纪念设施的修建、分布及内容、规模等情况,并探讨了其修建特点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