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欢案审判思路看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法治演进

2016年4月发生于山东聊城的于欢故意伤害案曾引发了法学理论界、法律实务界等社会各方人士的强烈关注,甚至成为融媒体网络和街头巷尾的民众们所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分析该案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法律适用和审判思路,明确法院判决应当经得起民间大众最基本的法律逻辑推理。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不能只顾机械适用法律条文,而更应结合立法语境与时代因应,使司法审判符合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准。

气象观测场在汽车试验场中的应用研究

汽车试验场作为汽车开展道路测试的重要场所,用于验证汽车产品的品质以及可靠性。除了场地道路外,气象条件作为汽车道路测试的重要一环,在《GB/T12534-1990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中也有明确要求,如:试验时应是无雨无雾天气,相对湿度小于95%,气温0-40℃,风速不大于3m/s。同时气象条件也作为试验场道路管控的重要依据,实时风速、雨量、能见度等信息为场地管理者发布限速、限行、封场等通知提供必要参考依据,直接影响道路测试安全管控的及时性。因此,文章从气象观测场的建设、气象服务、异常天气道路管控等方面开展气象观测场在汽车试验场中的应用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理性思考——以我国法律传统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注和推崇、党和政府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肯定和推广、实务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高调贯彻,"宽严相济"几乎成了法律界的流行语。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法律传统的角度,审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现状;以构建成熟法治国为目标,反思该刑事政策的司法运作。就不难发现,由于司法传统的浸染,宽严相济的政策性适用已不适当地挤占了立法空间。法治话语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法律是基础、政策是导向的定位原则。刑事法律也应当根据刑事政策之需要,及时进行立法、修改、补充。

“通知—移除”规则在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中的适用

商标权与著作权属性不同,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纠纷中不能机械地照搬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的"通知—移除"规则。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制度中"通知—移除"规则的性质为免责条款,只要符合"通知—移除"规则的条件,不管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交易平台的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都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网络交易平台商标侵权纠纷的"通知—移除"规则应包含通知与反通知的完整通知、明确采取必要措施和合理注意义务的具体标准,规定"通知—移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和滥用"通知—移除"规则的法律后果,实现"通知—移除"规则的立法目的。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质正义取向

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体现了对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的追求,这一特点在条文中主要体现为在婚姻家庭和特殊合同领域对弱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某些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和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其他结果导向规则的大幅采纳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国际私法的人本主义取向。而实质正义所外化的诸多富有弹性的法律选择规则在实践中会对法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通知-删除”规则在ISP适用的困境与出路

“通知-删除”规则平衡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三方利益,是ISP应遵守的法定义务。我国“通知-删除”规则存在ISP界定和分类不完善、合格通知性质不明晰、合格通知要件不准确、不合格通知后果不明确、不重视转通知程序和反通知程序等问题,存在ISP于网络服务协议中直接规定“不通知用户即可删除资料”的现象。因此,应完善ISP主体方面的规定;增加通知实质性符合要件时视为合格通知的规定;完善合格通知要件的表述;鼓励ISP在能力范围内自主创新,采取事前措施以减少不合格通知;修改转通知程序、反通知程序方面的规定。应注重平衡三方利益,不忽视用户利益,让ISP真正中立,促进网络环境的繁荣与发展。

试论司法认知的运用规则——与证明的差异对比分析

在我国,司法认知与证明之间的区分一直不甚明了,这给司法认知运用规则的确立造成了一定困扰。司法认知作为一种与证明的并列的事实认定方法,其在思维模式、认定机理中所运用的法则上都与证明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试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借此明确司法认知的运用规则。

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智慧司法是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在以更具技术理性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手段助力实现类案类判的同时,保障个案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与社会治理效能,构建法官职业共同体,促进司法现代化。但是,智慧司法的技术局限性与现有制度的强约束力,易导致其在个案裁判中丢失伦理要素,从而引发法官与公众的司法公正观之间隙处于异化状态的伦理风险,折损司法公信力,产生技术应用悖论。因此,必须以法治机制严格控制智慧司法中的伦理风险。应当明确司法人民性的基本立场,确立数字时代中法官的主体地位与司法的社会效能原则,优化数据库运行模式,增加数据库中的非正式法源,明晰适用法外论证的具体情形,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智慧司法的场域化适用,修正智慧司法机制中法官司法的程序与方法。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体系化构造——以同案同判为视角

统一法律适用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保障公民受到平等对待在司法审判中的基本要求,同案同判是推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司法支点。为了化解法律适用分歧,可以在同案同判的理论视域中,建立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体系。在内容标准上,以基本权利要素为“同案”识别的比较要点,有助于实现部门法律适用标准的普遍化。在程序标准上,引入平等参与程序和司法说理程序,能够促进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可接受性。在技术标准上,综合运用类比推理和演绎推理两种论证规则,保证法律解释的连贯性与法律适用的正确性。

冲突法视域下实质正义规则化的立法标准

冲突法语境下的实质正义要求公平、公正地裁判涉外民商事案件。这一主张固然合理,落实却殊为不易。可行的方案之一是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融入冲突规则之中,形成“结果导向规则”。在肯定立法创新的同时,也应看到实质正义规则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2款为例,不难发现一些结果导向规则的设置尚未真正满足实质正义的要求,甚至可能导致有失公平的个案判决。为解决此问题,应考虑为实质正义的立法实现提供必要的指引。通过思想溯源,可以证明实体法方法、单边主义方法和多边主义方法从不同角度孕育了将实质正义入法的尝试。探索、批判、整合上述三大法律选择方法有关公平、公正的认识与实践,可以形成实质正义规则化的立法标准。以此为据,既能客观揭示现有规则的不足,又可为未来的立法活动提供有效指引。

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表述、样态与程序指引

刑事司法领域中经验法则的适用对于事实认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刑事诉讼中为保障经验法则的实体功能发挥,需要对其程序价值展开探讨。以法院裁判文书为考察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经验法则的刑事适用模式存在三种异化样态:公诉方少用、审判方慎用和辩护方误用。从理念层面观察,这与证据分布样态下的距离偏差、裁判文书制作中的说理缺失和有效辩护语境里的目标异化不无关系。聚焦经验法则刑事程序价值,从实质对等、论证公开以及程序制裁等价值资源中汲取营养,进而激活经验法则刑事适用模式持续发展因子并努力抵近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