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理论界对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探讨由来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系列制度性尝试。但囿于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体制机制矛盾未解决、网络民意介入较强势等因素,我国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泛化和随意化的趋向,同时存在追责难、追责依据不足等较为显著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在理念重塑上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顶层设计上使高位阶立法与司法规范性文件并轨推进;在原则把握上统筹兼顾职业尊荣与自我修复;在程序完善上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特别程序;在具体分责上追求客观公平不枉不纵的追责效果;在豁免与救济上慎重追责,体现和完善职业保障。

环境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转型与施行路径

环境刑法受到“轻缓化”刑事政策影响,过度保持谦抑性,致使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对此需要构建贯通模式的环境犯罪治理体系,将环境犯罪治理刑事政策作为最高指引,通过确立环境犯罪刑法的相对独立地位、加强单位环境犯罪的惩治、制定严厉的环境犯罪量刑标准等,实施“从严打击”的环境治理刑事政策。

法益概念的刑事政策机能之批判

法益,简言之,是指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故将法益的预设机能设定为解释论领域,是相对明智的选择。但法益理论的发展,却向立法论领域渗透和扩张,以便发挥刑事政策上的批判立法、检视立法的机能。然而脱离了实定法制约的法益,却存在内容的空洞化和抽象化,不能为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提供任何智识上的指导。只有宪法的权利理论,才可资为刑事立法提供相应的标准。具体而言,宪法的价值秩序理论,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对象设定初步的范围和边界;合比例原则,则可以为刑罚制裁的发动及其强度提供具体的衡量尺度。

刑法修正的道德诉求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布伊始就引发了广泛讨论,随后的调整甚至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所有争议的本质还是立场选择——如何看待回应型的积极性立法的问题。法益理论无法提供一个批判立法的武器,无法撼动积极立法观的价值基础,反而常常为积极立法助力。即使承认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犯,也只能在刑法解释论范围内腾挪,在政策评价领域或者说在刑事立法领域,无法直接证明法益保护理论可以提供一个立法批判功能。在刑事立法领域应遵循规范保护为主的原则。立法的合理性包含着外在道德评价和内在道德评价。外在规范伦理的层次性特征恰恰为行为入罪与否提供了相对规范的标准。刑事立法首先要遵循规范伦理,要受到法律内在道德的制约与立法良知的制约。这是刑法成为良法的基本前提。同时,刑事法又因为涉及底线人权,所以其受到的制约应该更为广泛和严格。此外,刑法的修正不能也无法建立在期望其他法律配合的基础之上。就内在道德而言,刑事立法应当满足清晰性、一致性以及可实现性等诉求。

行贿罪的量刑

《刑法修正案(九)》降低了受贿罪的法定刑,但没有相应降低行贿罪的法定刑,形成了行贿罪的前两档法定刑高于受贿罪的不合理现象。认为行贿是腐败的源头或者行贿与受贿同害,以及主张对行贿与受贿并重惩办的观点,不符事实、不合法理、不切实际。行贿罪的不法与责任轻于受贿罪,对行贿罪的量刑必须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对行贿罪基本犯所科处的刑罚不得高于受贿罪基本犯的最高刑(即对行贿罪的基本犯不得科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仅限于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而非泛指行贿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根据行贿数额、次数、对象等认定情节严重与特别严重的做法,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从宽处罚规定属于特殊的坦白制度,应当采取宽和态度、进行扩大解释,以便使该规定充分发挥揭露、惩罚、预防受贿犯罪的作用。

通过程序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法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贯彻,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为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增强程序柔性;应当提高程序的个体参与性;应当增强程序的独立性;应当增强程序的多样性;应当提高内部工作程序制度的合理性;应当增强最严重犯罪案件司法程序的严格性。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中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同样以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旨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确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并努力寻求两者的有机契合。法官应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竭力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达致平衡之美。

“以刑制罪”在网络经济犯罪认定中的适用

对“以刑制罪”审判逻辑的利弊分析和价值权衡表明,传统的三段论式的刑事审判思维与现实主义背景下的以刑制罪的逆向思维是互相补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以刑制罪”思维方式具有“必要的结果先行”“能动的司法观念”“实质的推理过程”“司法的综合效果”等显著特征,而罪刑法定的原则是其坚守的底线。虽然,“以刑制罪”在网络新型疑难经济犯罪认定中有其适用的内在需求和现实空间,但在适用“以刑制罪”的过程中,应以“社会价值”“法益内涵”和“刑事政策”作为权衡正当性的限制维度。检视“平台积分套现”以及“网络批量虚假注册”两种新型的网络经济行为可以发现,妥当适用“以刑制罪”更能实现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获得更大程度的公众认同。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途径

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诉诸市场理性和效率的新型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方式,对其购买途径的研究可以通过描述当前中国的具体现状,以更好地回应公民的多元公共法律服务需求。通过建立描述型框架和采用跨案例聚类分析方法对购买途径进行分析,指出,购买途径中存在购买内容界限模糊、购买范围狭窄、规定型购买缺乏统筹、裁量型购买不足、购买途径失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制度以厘清购买内容界限、考量"公共性"以拓宽购买范围、构建工作机制以统筹规定型购买、培育民众信任以引导裁量型购买、规范公开招标及政府补贴和加强监督公开以规范私人关系的购买途径等政策建议。

对少数民族地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刍议

“少捕、少杀 ,量刑时一般从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之一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具有其存在的基础 ,但政策的局限性使其作用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本文着重分析了其利弊与实现的途径。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益转向:商业秘密私权确立之刑事应对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纳入和完善了商业秘密条款。考虑到法律规范的体系和分工,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政策也需相应调整。管窥以上两部立法,可以预见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政策由强势向弱势回归的趋势。商业秘密权本质上属于私权利,应当主要通过民法和行政法来规制。从经济学理论视角,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具有相当之正外部性。所以,对商业秘密的私权侵犯不应再是刑法法益考量的重点,社会整体科技创新环境、诚信创业激励机制指明了刑法法益社会化的方向。

论从严刑事政策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的运用

从严刑事政策是从严刑事立法政策与从严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体。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危害严重、难以矫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和我国对待恐怖活动犯罪的态度与立法、政策倾向,需要在防治恐怖活动犯罪中加强对从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与运用。具体应采取如下措施:在从严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增设罪名、完善罪状从而严密反恐刑事法网;调整刑罚结构、规范刑罚裁量、执行制度与刑事追诉程序;在条件合适时制定统一的反恐怖法。在从严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依法司法,严格按照我国已有的反恐立法从事恐怖活动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作好司法解释工作;成立反恐机构,防止恐怖罪犯的交叉感染;加强反恐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构成模式改革

犯罪构成模式是立法者根据不同的危害行为而规定的犯罪成立类型。根据法益侵害的有无、法益侵害的程度、法益侵害的范围和法益侵害的状态,可以把犯罪构成模式分为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和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犯罪构成模式不仅影响和决定犯罪圈的大小和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且彰显着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取向,表明国家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从犯罪构成模式的刑事政策功能的角度看,中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的犯罪构成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犯罪构成标准过高导致犯罪圈狭小;法益保护滞后致使刑法的犯罪预防功能减弱;犯罪构成模式设置不当致使刑事法网"厉而不严"。基于刑事政策的目的性,中国犯罪构成模式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对侵害重大法益的犯罪设置即成式或者企行式犯罪构成模式;对常见多发犯罪设置多维式犯罪构成模式;逐渐减少纵深式犯罪构成模式的数量。

死刑和解的“义利之辨”

私人的复仇与公共的惩罚都代表了一种朴素直观的报应正义,但无论在何种社会文明阶段,这都不是也不应成为"独此"的正义符号。死刑和解是一个由多元复杂的运作逻辑支撑起来的命题系统,这其中既有生存的逻辑,也有宽恕的逻辑;既有惩罚犯罪的逻辑,也有救赎生命的逻辑;既有权力有限性的自省,也有对个体选择的尊重……既关乎正义,也关乎人性。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一体化关系论要

刑法教义学和刑事一体化都是现代刑法学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刑法教义学维护了刑法的安定性和精确性,有利于人权保障的实现。但教义学缺乏分析的语境主义观照,容易形成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脱节。刑事一体化强调客观情势与问题导向,从教义学以外的视角观察和解决刑法问题。作为研究方法,刑法教义学与刑事一体化并非互不相扰,二者应该关联而互补。刑法学的研究既要重视教义学的发展与完善,也要从一体化的角度解读刑法规范和相关概念,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发现刑法概念的真正本质,并在相互关联中穿透和解答网络时代、风险社会等现实语境给刑法带来的深刻变化。

略论刑事政策司法化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具有指导性作用，刑事政策在现阶段表现为被动性与感性化。为保障司法系统与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应对刑事政策的司法化途径进行设计。

中德比较视野下的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构建

在我国刑事活动中,刑事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功用。回顾其发展历程,科学地定位、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必然选择。德国几代刑法学家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理论探索中颇有建树,罪刑对称、李斯特鸿沟、罗克辛贯通等对我们认识、建构二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构建应着眼于整体性功能的实现,以辩证统一为前提,建立协调、融通的关系。

浅谈滥用毒品合法化

滥用毒品“合法化”是指滥用毒品的非犯罪化。对滥用毒品合法化应当有全面的理解,它把矫治、预防和打击相结合,也有其理论背景。

“两童”群体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与法律保护

现阶段,"两童"群体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两童"问题本身产生的现实的、潜在的社会危害比较严重,"两童"的社会治理、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法律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在"两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应成立儿童专门保护机构,并积极引导和发展服务于"两童"的社会公益组织;在刑事政策制定上,要将"两童"的保护、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效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在立法保护层面,要尽快完善现行儿童保护法律法规,建成我国儿童保护的法律体系;在司法适用中,要逐步健全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制度,建立对具有不良行为倾向的未成年人的早期干预机制,大力发展专业社会服务机构,独立设置适合未成年人的惩戒措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