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死刑适用上的人权保障分析

死刑与人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一个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近些年来,死刑问题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际工作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主存派还是主废派当前能达成的共识是,我国现阶段仍不能废除死刑,只能是逐步减少死刑。因此,就如何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保障死刑适用上的人权问题进行分析阐述。

从国际立法看我国死刑立法的现状及其完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保护人权废除死刑是国际立法的主流 ,我国的死刑立法相对来说不容乐观 ,死刑罪名居高不下 ,尤其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偏高。抑制犯罪并非仅靠死刑的威慑 ,而靠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应当走先限制后废除的道路 ,以与国际立法逐步接轨。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独立于两审终审以外的特别程序,是中国司法制度之特有。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死刑复核程序之弊端日益凸显。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之际,重新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从程序的启动及具体审理方面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论死刑的存、废、限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主存派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死刑在社会实践中的现实作用;而主废派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证了死刑制度与人权思潮的格格不入。双方在各自的立脚点上,提出了严密的哲学思辨和小心的事实论证,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实例。最终双方达成了某种契合,即限制死刑的适用。

中国死刑制度辩护

截止2005年底,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已达122个,中国刑罚制度面临艰难抉择。2002年以来,废除死刑就成了中国理论界的多数意见。笔者在对废除死刑诸种理由的辨析中得出结论：死刑在中国是惩罚、震慑暴力恶性犯罪的必要措施,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废除。

支持死刑和反对自杀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自洽吗?

在法哲学领域,康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铁杆的报应主义者(retributivist),而他对死刑的支持态度也在学界众所周知。近年来,欧美学界流行一种新的观点。这种新观点认为:康德的死刑学说并不能在他的伦理学框架里面自洽。于是,出现另一批学者为康德的死刑学说辩护。笔者认为,这些辩护普遍不成功。因为康德的死刑学说里面出现了一个难解的二难困境(dilemma):一方面,康德对死刑的支持和他的道德绝对命令似乎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康德支持死刑的理由似乎和他反对自杀的理由相悖。该困境的难解之处在于:如果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无解;反之,如果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会导致第一个问题无解。笔者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来理解康德的死刑学说:死刑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既能为法权原则接受,又能为德行原则接受。自杀之所以不正当是因为它不能为德行原则接受。死刑和自杀的道德证明之所以没有互相冲突是因为二者皆能被法权原则接受。

间接废除死刑——引渡方面的立法和实践

在引渡方面,间接废除死刑的有效途径主要是根据死刑不引渡原则和通过适用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条款迫使请求国不能适用死刑,从而起到限制甚至废除死刑的功效。国际社会的引渡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死刑立法考虑民意问题的新维度——国际人权法发展的新动向

很多国家将民意被视为死刑废除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国家有责任通过公众教育推动民意向支持基本人权准则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生命权还是禁止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都有趋势逐渐纳入废除死刑的要求。更近期的发展趋势是,国际法越来越直接呼吁将民意作为废死障碍的国家,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民意,而不只停留在'中立'的角色。尤其是2000年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已经废死的国家,甚至保留死刑国家内部,都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这一要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人权法发展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