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散文诗文体形态的基本生成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抒情文学文体中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喜爱,迅速完成了散文诗文体由西方向中国的译介和被中国化的文体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还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风格。偏重于散文的西方散文诗在中国被严重诗化,更偏重于诗。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有体与无体:中西方自由诗的本质差异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是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学的文体革命大爆发的时代 ,出现了世界性的诗体解放 ,自由诗革命及自由诗在英、法、德、中等国涌现。英语诗歌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汉语诗歌的新诗革命是东西方最大的自由诗革命 ,产生了英语诗歌的“自由诗”和汉语诗歌的“自由诗” ,两者的文体特征却有巨大的差异。在“自由诗”的概念上 ,中西方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 ,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 ,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中国的自由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 ,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应该改变百年来西方自由诗在中国的称谓 ,将freeverse译为自由体诗 ,还应该把中国的自由诗改称为“自由体诗”。这样才有利于新诗的诗体建设 ,特别是对当前诗坛进行的“诗体重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苦难里的“白色花”和黑夜中的“三弦琴”——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诗歌意象建构分析

新诗史上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 ,虽然同出现在 2 0世纪4 0年代的战争背景之下 ,但在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上呈现出不同的建构视点和审美眼光 ,从而折射出了他们的人生姿态和诗学观念 ,也给中国新诗的意象艺术诸多启示。

中国古诗英译的策略--以《静夜思》的英译为例

中国古诗的译者,由母语为中文和非中文的两部分译者组成,其翻译策略,可谓完全不同,泾渭分明。母语为中文的译者中,格律派译者占压倒多数,注重原诗形美的传达;母语为非中文的译者多为自由诗体译者,注重原诗意象的再现与诗歌内蕴的传达,而不太关注诗歌的形美。就李白诗歌的英译而言,译诗宜采取自由体诗歌的译法,以便充分淋漓地再现李白诗歌的内在情韵和审美内涵;采取自由体译诗,意味着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现代化,以便赢得西方读者,并达到将李白打造成西方世界文化名人的最终目的。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五四新诗革命是如何受到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翻译者主要选择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三位诗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正在展开的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合法性。徐志摩的征求译诗事件,反映了对翻译实践探索的自觉,更说明了对新诗创作探索的成熟。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知道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去翻译国外的自由体诗,只能是削足适履。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新诗革命的白话自由体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的失落考略

胡适、郭沫若、艾青等诗坛领袖人物 ,一方面对新诗创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也由于矫枉过正 ,造成了新诗传统的负面影响与新诗意识的潜伏的危机。而历次新诗建设的误区 。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

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

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是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倡导新诗反对旧体诗而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转化,主要是由于胡适在《谈新诗》里改称"白话诗"为"新诗",使得这一区别部分转化为新诗与旧体诗的区别;其次是由于《白话文学史》从用语着眼而涉及诗歌内容方面的问题,使得其文言白话之分部分转化为雅俗之分。这一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对汉语诗歌规律的遵循与认识。

文化碰撞中诞生的表现力与自信力——对刘海粟首度欧游阶段艺术实践状况的探究与思考

本文旨在分析刘海粟首度欧游阶段艺术实践的探索状况,辨析画家对野兽派与后印象派的理解与接受、在画面结构的建构和语言表现力方面的突破,以及精神特质的新的开掘。文章将特别关注在与异文化发生碰撞的过程中,艺术家如何调动自身的传统积累对西方资源做出创造性转化,以及刘的创作与所借鉴西方资源之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将在更大的视野中探讨刘海粟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解与转化所显示的普遍性,及其对于思考中国现代艺术发展道路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中国白话小诗艺术浅论

２０世纪中国白话小诗的艺术优势，从形式的角度看，在于行少字少，篇幅短小；从内容的角度看，在于高度集中浓缩。白话小诗仿佛烈性酒或浓缩铀，以质而非以量取胜。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新诗章句冗长芜杂、意味稀薄浅淡的毛病，提高了新诗的艺术品位。

中国新诗诗律单元的相对性

不论是英语诗歌还是汉语诗歌,诗律单元都是一种双重结构,即是音律节奏单元和言语节奏单元的结合。文学革命后,一方面面对无形式的批评,另一方面面对无法援用声律的困境,中国新诗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转向英诗等时性重复的音律观念,利用音组来建立诗律节奏。这种诗律单元被认为是绝对存在的,它以词语和句法为判定标准,它的基本节奏单位是二音节音组和三音节音组,它在诗行中组织的原则是等时性反复。但这种诗律是相对的,它的单元并不是真正的诗律单元,词语和句法是相对的判定标准,二音节音组和三音节音组的基本节奏单元是机械的、不合理的认识,等时性重复原则与言语节奏本身是矛盾的。这种诗律单元其实是言语节奏单元,以这种单元建立的所谓格律诗,其实还是自由诗。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论新诗教育的系统性

新诗教育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不同的阶段应实现不同的教育目标,中小学宜通过新诗读写进行新诗审美教育,大学中文系宜通过新诗流派和诗歌理论的梳理进行新诗知识的教学。在中小学新诗教育师资缺乏的现阶段,大学中文系新诗教育的改变将是改变新诗教育最重要的第一步。

从历史观看古汉语诗词英译中的韵律

本文通过对汉英诗词发展史有关音乐性及韵律的运用的分析,认为当前汉语诗词英译中主要采取韵律自由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了诗词音乐缺失的变化,将诗词的音乐性归属于意义的延伸,提示了译文中音乐性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真实;进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汉诗词英译无韵的接受环境与趋势;再从语言文化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来分析,音韵存在的差异与我们当前的文化地位也决定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内容与传神的必要性,而韵律自由诗则代表了历史的必然。

《扬鞭集》:永远清新的野花香

刘半农是最早向民族歌谣学习的白话诗人,他对于民歌体新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理论探索及其创造性的实践,对五四以来的白话自由新诗的创作有着开拓性的贡献,对30年代的苏区文艺及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中的新民歌体诗歌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重读刘半农先生的新民歌体诗集《扬鞭集》,解析蕴涵其中的思想艺术特质,对于把握中国白话自由新诗艺术形式的形成脉理,体认刘半农先生的诗学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认知价值。

新诗发展的另一路向——论现代朗诵诗理论探索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朗诵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追求。朗诵诗理论的探索扩展和深化了对新诗特质、大众化等方面的认识,在诗歌低迷的当下无疑具有现实的可借鉴意义。

试论张枣诗歌中的域外书写与母国传统

作为"巴蜀五君子"之一的诗人张枣,因癌症过早离世,但他曾为汉语新诗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发展独辟蹊径。张枣置身域外的经历使其在创作中保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神韵,兼容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实践,这非但没有使其作品显得扞格不入,反而呈现出别有意味的张力,完成了对传统意蕴的"陌生化"释放,进而生成新的诗意。张枣对死亡、虚无的审视贯穿其诗歌创作全程,这既是他对于"异托邦"诗歌王国的构建,更是一种对于诗性自觉的复归。

作诗难度的创设——“新月诗派”的诗学启示

白话诗运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作诗的难度,也就降低了新诗的艺术品质。"新月诗派"倡导格律诗创作,给当时过于自由散漫的新诗以反拨,设置了作诗的难度,重建了诗体,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留下不可忽略的诗学启示。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

文章探讨了冯至与艾青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冯至和艾青在抗战时期以其或精深或博大的创作使中国新诗臻于成熟的现代诗。冯至从20世纪2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40年代的存在沉思皆独步一时,对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作出了现代性的拓展。尤其是《十四行集》完美地融合了深刻的沉思和精湛的艺术,将中国现代诗的水准提升到可与伟大的中外诗歌经典相比美的境界。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十年间的创作成功塑造了一个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危机中艰难崛起、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表现,虽不是史诗而胜似史诗,允称杜甫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