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在外蒙古

陈毅于1915年底至1921年春任职于外蒙古,后期担任外蒙古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在收复唐努乌梁海、促成外蒙古官府呈请取消“自治”等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却兵败地失、铩羽而归。

“政治博弈”与“国家构建”——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古问题

辛亥革命以来,民初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地方的政治磨合略显吃力,后者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度不高。此间,外蒙古王公喇嘛对未来之政治趋向做了设计,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其后俄国插手其中,事态遂演变成一局中俄蒙三方参与的政治博弈。伴随着中俄蒙三方展开的政治博弈,其背后之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构建"。尽管南京临时政府以及之后的北京政府以构建国家认同为路径,通过劝谕、册封、立法、厚给利益、教育统合等诸手段,加强了与外蒙古地区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该地区之统合。然而,由于历史继承生因素和俄国的插手,使得这一国民统合之进程从整体来说,实效不足。但不管怎样,此间通过与俄国、外蒙古之政治博弈,促使外蒙古宣布放弃"国家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对外宣扬和阐释统合外蒙古地方的合法形象,随后还将外蒙古地方纳入其行政管理之下,亦可称得上是一种成功。

恰克图会议与《中俄蒙协约》

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恰克图会议构成了关于蒙古问题中俄交涉之第二阶段。会议议题颇多,经过激烈争执,中国虽然争回了一些"虚名",迫使外蒙承认中国之宗主权,取消"独立",改称"自治",但在诸如铁路、电线问题、税则问题,以及内蒙殖民问题等具体问题的谈判上,中国在外蒙的主权进一步被剥夺殆尽。

“四三”会议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重大进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内蒙古自治运动。随着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东蒙工作团,不断加强与东蒙古自治运动方面的联系。经过多方努力和充分准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成功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四三”会议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防疫政策论析——以蒙疆家畜防疫处的活动为中心

1937年末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制定了《蒙疆畜产政策要纲》,计划实施马、绵羊等牲畜的改良增殖及家畜防疫,欲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畜产资源。为加强牲畜防疫,培养兽医及畜产技术人员,设立了蒙疆家畜防疫处及其派出机构,进行防疫研究、防疫用各种血清类的制造和兽疫预防工作。目的是保障顺利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畜产资源,为日本的战争经济服务。

日本善邻协会兴亚义塾始末述论

1934年初,日本军部为推进"满蒙"扩张政策设立了其下属的外围组织"善邻协会"。伪蒙疆政权成立后,1939年4月,善邻协会在今呼和浩特开办从日本国内招收学员的"兴亚义塾"这一特殊教育机关。该塾塾生毕业后多被安插在善邻协会所属各支部的内蒙古牧区边境第一线,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身体力行者"和所谓"善邻精神的具体体现者"。

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的黄教因素

外蒙古内附清廷的动力之一,就是清朝尊崇黄教。逮于晚清,清政府一改以往做法,对外蒙古黄教采取疏远甚至压制的态度。外蒙古喇嘛王公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仇视黄教,又,革命方殷,共和国体已成,外蒙古王公喇嘛担心礼教不存,黄教也必不保,他们遂不愿意加入中华民国。概而言之,蒙古民族几百年来的黄教信仰,已成为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故如何保护黄教的问题成为1911年外蒙古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论外蒙“独立”后之中俄北京谈判

围绕外蒙"独立"之中俄交涉经历了中俄北京谈判和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双方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互换了《声明另件》。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沙俄获得了操纵外蒙全部政治、经济的条约根据;中国虽然争得外蒙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虚名,然而,被剥夺了在自己领土——外蒙的几乎一切权利。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服务建设问题探析——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抽样调查

经调查发现内蒙古自治区社区服务建设的基本情况是地方管理者层面重视不够,受旧体制的制约;社区层面定位不清晰、运行机制不健全、社区服务不平衡、基础设施较差以及干部待遇不匹配;而居民层面存在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剥离政府权力、明确社区定位、建立健全社区各种机制并搞好社区服务创新,特别是加强社区党建是今后社区服务建设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区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中俄针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交涉

外蒙古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外蒙古地区受到了俄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上的支持,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外交手段与俄国交涉,希望获得俄国的认可与谅解。中俄双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进退,都是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下,俄国会做出适当的让步,但这并不代表俄国愿意放弃外蒙古独立,而国民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处理虽有其失误,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原则性也较强。

试论1917～1921年外蒙古问题

1911年沙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自治”,依附于俄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外蒙局势动荡,日本、苏俄纷纷干涉外蒙事务,日本支持旧俄军官在蒙境作乱,苏俄趁机扶持外蒙革命力量,鼓动外蒙独立。北洋政府冲破重重阻力,努力于1919年实现外蒙撤治,复归中国管辖。但由于随后中国政局变化,各派军阀之间忙于内战,忽视了外蒙形势的变化,致使1921年外蒙在苏俄策动下脱离中国,极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政府导向下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分析

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及锡林郭勒盟和西部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的部分嘎查村作为考察点,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十个全覆盖"工程成果从村庄现状和村民需求意向两方面进行了数据分析,针对内蒙古中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建议。

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

20世纪初期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是民初袁世凯当政时期乃至随后半个世纪牵动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在地缘政治优势下,沙俄政府利用中国时局的混乱策划了外蒙古独立的闹剧。对此,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一定的因应措施,通过三年多交涉最终达成《中俄蒙协约》。尽管该协约使俄国基本实现了其"舍名求实"的既定方针,对于中国是个丧权辱国的协约,但它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外蒙仅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这是对强权政治下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

北京政府废除《中俄蒙协约》的努力

在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协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签约谈判过程中,北京政府力图减少中国领土主权的损失,最后迫不得已才吞下了苦果。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促使外蒙古统治集团呈请取消了"自治",废除了《中俄蒙协约》。

《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与自治外蒙古的关系

文章认为《中俄蒙协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与外蒙古自治官府有了直接来往,双方在巴布扎布匪帮问题和册封问题上有矛盾和斗争;中国政府在册封、处理德奥俘虏、处理恰克图边防问题上行使了一些主权;双方在收回唐努乌梁海一事上有所合作;中国内地与自治外蒙古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