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对策

竹木简牍是纸张普遍使用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由于地下埋藏环境复杂、竹木材质易朽、发掘过程及出土后人为因素的影响等,简牍往往带有较多病害。综合一线简牍保护实践、文献调研结果与对大量简牍实物的观摩,对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梳理。简牍文献的病害可分为字迹模糊、软腐、蚀斑病、饱水、糟朽、酥粉、变色、变形、炭化等共计29种。文章还对各种病害类型相应的保护修复对策做了简要梳理。科学归纳总结简牍文献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措施,对于科学认识简牍保存状况,明确简牍保护修复的薄弱方向,推动出台专门针对简牍文物的病害分类及保护修复行业标准,进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简牍保护修复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日本出土《千字文》木简所见中国典籍的海外流布与习写

公元4世纪百济儒者王仁将《千字文》带入了日本,但受材料限制,古代日本人如何书写和学习《千字文》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自1928年日本境内发现首件木简以来,有关书写学习《千字文》内容的简牍资料时有发现。将这些资料在中文语境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体描绘,对今后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在国际上如何传播、如何影响、如何传承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秦汉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于“述”“论”和辨伪、编校活动中“。述“”论”是当时著书的主要方式,都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前提。汉时伪书盛行,作者需在“述“”论”过程中对所用文献进行辨伪。汉时兴起了专门的辨伪之学,也需要对辨伪的对象和佐证进行收集与整理。两汉政府定期组织对图书的编校,也以大量占有和整理书籍为前提。秦汉时期出版物的主要载体是简牍,其制作因地、因材制宜,故所见各种性质的书籍形制多样且多有不合标准者。书籍撰写和复制也需依载体形制合理安排版面,选择书写格式,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保证阅读清晰。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需要政府主导,民间传播主要依靠经学和经济力量,范围较小。

安大简《诗》同篇与同简之同词异字现象

同篇文献或同一支简内同词异字的现象,在楚简中比较常见,同时,由于其所处语境范围较小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安大简《诗》中亦存在着大量同篇或同简的同词异字现象,这些异字之间多为通假、异体关系。先秦时期文字体系不规范、字词对应关系不稳定,是造成同词异字现象的根本原因。书写也是形成同词异字现象的重要原因,包括听写或默写、避复、抄手、多次传抄等因素。对同篇或同简同词异字现象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字词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形成与传抄流传。

战国竹书释读拾遗

本文将上博简四《曹沫之阵》简56的“不皆”读为“不懈”,指不懈怠;将《曹沫之阵》的“其赏[言歲]且不中”读为“其赏阙且不中”,意为敌方的奖赏少且不公正;对清华简《说命上》简1-2的几处疑难字词进行了释读,并重新讨论了相关简文的断读和文义;认为清华简九《治政之道》简28的“其民岁猷”的“猷”可读为“就”,义为归附。

汉代遣册名物“䈕”与“缯方缇”合证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遣册所记名物“䈕”不应读作“箪”,当照本字“䈕”解为竹器,与墓中出土盛放泥“半两”钱的竹篓相对应。这种竹器因附有两耳用于提挈,故名为“䈕”。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所记“盛粟䈕”之“䈕”亦是此物。江苏连云港尹湾六号西汉墓出土遣册木牍所记“缯方缇”之“缇”也应当读作“䈕”,指盛放墓主人生前所用文具的竹器。由于此处的“缇(䈕)”为方形,与一般的圆形“䈕”有别,同时其外又裱有一层缯帛,故以“缯方缇(䈕)”称之。

由戰國楚簡看《説文解字》形義分合的類型

文章討論了戰國楚簡及古文字中“梪/■/樹、穜/種、御/馭”三組形義關係。由戰國楚簡等出土文獻知,“尌=■=樹”,許慎分“尌”爲動詞、“樹(■)”爲名詞;“穜、種”在出土文獻中爲異體,可同表“種子、種植”義,許慎分“穜”表種植、“種”表種子;“御/馭”在商周時是不同的兩個字,有“使馬”義的是“馭”而非“御”,至戰國二字因聲符相同而相混,致“御”有“使馬”義,許慎以“馭”爲“御”之古文而合二爲一。以上三組例子形成形義分合的三種類型:“尌、樹”屬一字分化型;“穜、種”屬異體分化型;“御、馭”屬音近混同型。文章有助於漢語字詞關係的探索。

清华简(陆)与《释名》训释合证举隅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收录了五篇先秦佚篇,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和语言文字有着重要价值。结合简文内容与《释名》训释,可以发现一些后世罕见之古义,为《释名》释义提供书证,提前与《释名》相关书证的年代。这些认识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梳理汉语词义发展的脉络,为大型工具书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借鉴参考,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发掘《释名》一书的语料价值。

《肩水金关汉简(壹)》校释

本文通过字形比对、文例对读、常见格式比照,对《肩水金关汉简(壹)》释文做通盘校释,发现和解决原释文漏释、误释等问题90多处,改释、补释80余字,对后续肩水金关汉简释文的解读和修订整理有一定参考作用。

东汉官文书文字所见古文字形体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调查对象

文章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样本,穷尽性地调查了其中古文字形体的分布状况,对样本材料中隶古定字的历史来源进行追溯。样本材料所见含有古文字因素的构件可分为半篆半隶构件与隶古定构件,均以表义构件为主,除少数构件表现出较强的参构能力外,其余古文构件参构能力都较弱,古文构件参构字形占异体字样总数的13.7%。古文构件与古文形体只是大致相合,不存在严格对应性隶定形体,且总体朝解体方向发展,此过程中会造成点画增繁的异写字与换用构件的异构字。与同时期的东汉碑隶相比,手写简牍文字残留的古文形体更少,是更成熟的今文字,更能代表东汉时期人们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

秦汉县级诸官的流变: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讨论

秦汉县级诸官系统的基本职责是保障行政运转。里耶秦简“迁陵吏志”中10个诸官分别是仓、司空、库、少内、田、田官、畜官、都乡、启陵乡、贰春乡。诸官除了服务官府外,还是以经济活动为主的业务部门。诸官体系在汉代依然存在,但其生产功能弱化,机构和吏员减省,一些服务类职官地位上升。这是因为汉代郡的地位上升,有更大的事权,能够组织起公共生产服务,并拥有一些专门的生产职官,而县廷则相形见绌。此外,客观条件的变化也造成了部分县级诸官的消失。秦代县廷控制刑徒劳动力较多,而汉代多使用小农劳役,这也导致了县级诸官收缩。同时,秦代和汉代史料记载的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我们今日对秦汉诸官演变的直观印象。

古文字材料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举隅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新出土古文字材料不断涌现。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应改变过去只重视传统文献而不重视出土材料的倾向,积极将相关古文字材料及研究成果引入到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来。出土古文字材料一方面可以辅助学生理解文本中的疑难问题,拓展知识面,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质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中学阶段,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从而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生力军。

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复姓辑考

西北屯戍汉简绝大多数是文书性质的简牍,姓名资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汉代姓名学的重要史料。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姓氏以单姓为主,目前所见复姓34个。通过结合秦汉印章、封泥中的复姓资料,对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复姓进行辑考与统计。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尹湾汉简“絈”字新释

尹湾汉墓简牍虽然已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但是其中还有一些文字释读问题。文章将尹湾汉墓简牍YM2D1正旧释为“絈”的字改释为“绀”。尹湾汉墓简牍YM2D1正“绀绮诸于一领”之“绀绮”一词亦见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270,当理解为红青色的丝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