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论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赋大家,“丽”是大赋的自觉审美追求,历代学者对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多有阐发。总体而言,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吞山河的宏丽之美、细腻柔和的靡丽之美以及众色炫耀的绮丽之美。司马相如的大赋推动汉代赋体向丽美方向发展,其丽美理念和文学实践对后世赋体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城南别离:《长门赋》中宫为“昭台”考

《长门赋》中所描绘的离宫从地理方位记载、考古遗址发现等方面均可证明并非汉长安城东的长门宫。从《史记》《汉书》等正史文献对西汉后妃被废黜别宫的叙述来看,具有明确迁居离宫的记载并不多,其中不论是宫殿性质、离宫方位、宫殿规模抑或是后妃迁居时期,昭台宫相比于包含长门宫在内的其他具有废黜功能的离宫别馆,均更加符合《长门赋》中“城南之离宫”之特点。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从“羊甫头”墓出土漆器看汉代云南漆艺审美

1700多年前,汉代云南漆器从发展至繁荣,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成熟艺术形态。本文以昆明“羊甫头”墓出土的漆器为研究内容,围绕其空间造型、纹样修饰、色彩的运用等推演汉代云南漆艺审美趋向,其中贯穿着云南漆艺发展史等相关知识,为当代从事研究云南漆艺术发展的学者及漆艺创作者提供一定的研究素材和参考材料。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半臂”服装款式溯源

中国古代“半臂”这种服装款式第一次在古文献中被提及的事件是发生在新莽时期,其所记载的事件中将士们所穿着的叫做“绣镼”的服装即是“半臂”。在当时这种款式被视为“服妖”,究其原因是其款式源自外来文化。胡服中的“贯头衫”是中国古代“半臂”服装款式的雏形,在中原汉地周边国家与民族服饰文化中处在主流的地位。“贯头衫”款式因战争中强迫式的文化灌输及国家间政治上的往来等原因得以传播。再加之汉代发达的交通、便利的出行工具,致使该款式流入中原并在中原地区得以发展,最终形成“半臂”款式。

对汉画舞重建中“左图右书”的思考

重建是古代舞蹈实现历史对接的有效途径,汉画舞重建是今人在“尊史”的前提下对两汉舞蹈的“再现”。以“左图右书”为基础的汉画舞蹈图像学与文献学研究是重建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在分析归纳基础上对文献资料价值深入挖掘是重建中应着重思考的问题。以汉赋为例,结合汉赋文体价值、汉赋固有的图像意识、汉赋创作群体的特定身份等因素,对当前舞蹈研究中存在的对汉赋关注不够深入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汉画舞重建要做到历史语境下“尊史”的全面,同时应加深对“图”和“书”的深层互证。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兼及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

汉赋之中,有不少文本通过谈辩的方式结撰,抑或深富辩说之趣味,往细处可分为主客之辩、物我之辩与自我之辩。因生成于以铺写见长的赋文语境,辩胜者个性卓异,其于博闻见、审知时势、明识大体、笃守道术、娴熟辞令中的一个或多个表现突出。辩学与赋学之会通,拓展了认识汉赋之形式及功能的维度,也有助于发掘赋体作为思想形式的话语内涵。汉赋的谈辩,当置于言说、书写二者嬉递与交互的脉络审视,因之也可作为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之意义的样本。

论天人合一思想对西汉咏物赋创作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汉的咏物赋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丰富了西汉咏物赋的创作结构与形式,扩展了赋体文学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西汉咏物赋所蕴含的情感内容不是单一的颂美,也有赋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射。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使赋作者们更加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内在精神信仰的塑造与追求,从而使以比附颂德为外衣的西汉咏物赋中隐藏了浓烈的生命意识。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