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中的乡土情结探究

《受戒》是汪曾祺晚年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乡土记忆与乡土情结的体现,使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乡土味道。《受戒》在语言运用上多用口语词汇,对话语言简短、直白、风趣,还有民间小调的运用,呈现出乡土化的语言风格。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塑造性格勤劳淳朴、真诚自然、不拘小节的乡土人物群像,在明海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形象设计上,突出了两人在自然乡土中生长所形成的自然、纯真的天性。《受戒》大量描绘了苏北地区的乡村民风民俗、商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以及河边人家、水上芦苇荡等江南水乡的优美自然风景。在情感表达上,汪曾祺以柔和温暖的叙事基调、勤劳善良的人物塑造、自然纯粹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对记忆中乡土的爱与眷恋。这些共同展现了《受戒》中的乡土情结。

基于勒夫波的鲁甸M_s6.5地震震源复杂性分析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了Ms6.5地震,造成600余人死亡,震害之大出人预料.我们利用经验格林函数技术从国家地震台网记录的宽频带勒夫波提取了视震源时间函数,通过分析其方位依赖性获得了关于震源结构与能量辐射复杂性的认识,进而讨论了它们与震害之间的关系.对视震源时间函数的分析表明,能量释放的时间过程比较简短,83%的能量集中释放于前10 s,但这次地震发生于两个走向分别为60°和150°左右的相互交叉的断层,破裂开始于60°取向的断层,起初以双侧破裂为主,后来向60°方位的传播占优势,但很快触动了150°取向的断层,同样,起初以双侧破裂为主,后来向150°方位的传播占优势.由于两条断层同时参与了这次地震,近场能量辐射具有较强的方位复杂性,其中60°-210°方位能量辐射较强.所以,能量释放时间过程之简短但交叉的震源结构和依赖于方位的能量辐射应该是造成如此震害的主要原因.

论屈原心理情结和诗歌创作的美学关联

主体的心理情结和文学创造存在着潜在的美学关联。屈原的心理情结主要构成因素是孤独情结、恋美情结、痴狂情结和死亡情结,它们之间存在着时间性的历史关联和逻辑递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诗歌创造活动。换言之,楚辞文本即是诗人的心理情结和审美创造的互动性显现。

浅议渡边淳一的“男女小说”——以其“性爱情结”为中心

“男女小说”是渡边淳一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小说。渡边通过这类小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真正的爱存在于炽烈的婚外情之中,而爱是通过性爱获得并得以加深的,在爱的最深之处,性爱与爱等价,并且,爱会在男女双方殉情自杀中得到升华。

力比多的压抑、投射与移置——《金锁记》人物悲剧心理因素解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即"力比多"是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解读《金锁记》人物心理因素的最佳注脚。力比多的压抑和投射的失败使七巧成为被害者,而力比多的移置又使她成为加害者。

缺失体验:二月河创作心理动因探寻

缺失体验是指主体对生活经历中某种需要不满足而造成的不平衡的心理体验 ,它可以成为作家投入文学创作以弥补这一缺失的心理动力。由此探寻二月河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 ,同样可以看到驱使其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 :欲望缺失的人生体验。一是青春萌动的美好爱情毁灭而积郁的“初恋情结” ,作家称之为“雷击”效应 ,它化入笔下人物的血脉和心灵 ,并转移到男主人公的情爱历程之中 ;二是原想走仕途的人生追求遇挫而“只好纸上谈兵”的“致仕情结” ,这直接推动作家选择文学言说 ,实现“把自己想的变成别人做的给人去读去想”的愿望。两种情结的交渗纠缠 ,为小说的情感取向和理性思考打下了作家鲜明的个性印记 。

路遥小说爱情描写的悲剧情结

路遥小说的爱情描写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爱情悲剧结局可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形成路遥悲剧情结的思想、创作与心理因素是复杂而深刻的。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济慈爱情观的中国情结

终其短暂而悲惨的一生,济慈深历了一场充满矛盾、痛苦而无果之爱。基于此而形成的爱情观更异乎同代而独树一帜。其爱情观总体以含蓄、简约、轻淡而著称。其中表现的爱情本身常常是现实的、世俗的、非永恒的;爱情对象则是人间的、普通的、一往情深的;爱情语言更是简单的、不作藻饰的、不夸大的。这些特点与中国古诗中的爱情观有着严密的相似性,他的爱情观折射出耀眼的中国情结。

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

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屈原的政治人格，认为屈原具有个性倾向；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纠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这一心态特征是决定屈原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深层支点，导致屈原最终作了忠君爱国的祭品。当屈原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格典型展示给后人时，他对后世士人的影响巨大而且深远。文章指出：屈原及其后继者们被忠君的梦魔拖住了手脚，他们总也走不出“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希冀“好皇帝”的“鬼打墙”。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

论赖声川《暗恋桃花源》对传统戏剧的突破

《暗恋桃花源》作为现代剧场艺术作品的成功之作,从三个方面突破了传统戏剧的特点:一、两个故事交叉进行的复式结构;二、悲喜剧结合的观念形式;三、能指与所指发生错落的语言艺术,从而把戏剧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渐江笔下的山水和柯罗风景画的幽静之美

撷取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个案作为艺术比较的标本,意在从中西绘画的方式、内涵上去揭示相拟及差异之处,以解读出跨越时空的文化规迹和艺术图式。通过中国明清著名画家渐江与法国19世纪名画家柯罗的绘画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展示了各具不同国度和时代、不同文化和形态的绘画艺术,所特有的精华与异质,所特有的语言和趣味,以及两者内蕴的人文意识和创新元素,试图把人们的意识与视野引向高逸的人生之境和艺术之境。让人们感受到自然风景的奇幻和幽静之美,渐江山水画和柯罗风景艺术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他们所张扬的人类文明和艺术精神是永恒的。

论父爱缺失对简·爱的影响

简·爱的故事家喻户晓,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读者赞美简.爱的爱情故事。但是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整个故事分析之后不难发现,简.爱的故事是恋父情结酿成的爱情苦果:童年生活中的父爱缺失形成了简.爱的恋父情结,所以她一生苦苦追求的爱人不过是父亲形象的一个替代品;怀有恋父情结的作者自然地将简·爱送进了恋父的爱情陷阱。

萧红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新论

抛开传统小说模式的评价系统,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或者说用“向内转”的方法来探究萧红小说的情节结构特色,发现萧红小说中蕴含一个宏大的情节结构模式———“背弃-逃离”模式。这一情节结构模式贯穿于她的大部分作品中。通过对这一情节结构模式的探究,还发现作家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情结”———“仇父”情结。

荷花是美人的象征意象——对“圣洁人格”说的回应并续论《荷塘月色》的形式意味

《圣洁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把朱自清的创作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时代的影响,把朱自清丰富复杂的感情简单地等同于朱自清的人格,把另外作品的意义简单地等同于《荷塘月色》的意义;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恰恰离开了《荷塘月色》的文本形式。朱自清的荷花意象像女性那样的美丽,表现了荷花意象是美人的原型性象征;《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来源于朱自清潜意识中的“情结”;采莲诗的运用和荷花的描写构成一种对应的结构,是朱自清潜意识的表现形式:荷花意象是美人的象征,而采莲诗则隐喻了对美人的爱欲。

德莱塞作品中的婚外恋情结探析

德莱塞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深深的婚外恋情结,一方面是其个人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美国社会较为流行的实用主义和精英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冲撞。作为感受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早期的作品对婚外恋的阐释基本处于一种本能无意识阶段;而个人生活经历和早期作品的社会反馈使其开始对婚外恋阐释进入到防御辩护阶段;最终随着文学事业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改变,德莱塞对婚外恋的态度趋于理性和克制,开始回归传统的道德理念步入反思与超越阶段。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德莱塞作品中婚外恋主题细微的演化路径,也有助于解释作品背后潜藏的社会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关系。

“宝玉乞花”探源——兼论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的爱梅情结

"宝玉乞花"的情节似从唐宋诗词以及作者的祖父曹寅《楝亭集》诗词中化出,脂批"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的评语当不是过誉之词。曹寅的《楝亭集》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祖孙二人都有爱梅情结,喜爱梅花是他们共同的情趣爱好。

《边城》中的恋父情结与情爱悲剧

沈从文的《边城》展示了一个地处边远的田园牧歌世界 .生存的默契与依恋跨越了伦理界限 ,凸现在翠翠与祖父的情感世界中。这种默契与依恋铸就了翠翠的情爱悲剧。

《金瓶梅》“绣鞋风波”的心理学透视

"绣鞋风波"是《金瓶梅》中的精彩篇章,它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增强艺术感染力具有重要作用。"绣鞋风波"中的鞋描写呈现出丰富的象征心理学意义,具有鲜明的比兴象征功能。"绣鞋风波"故事情节反映了弗洛伊德子恋母理论,是中国化的俄底普斯情结。

《伤逝》:怨弃主题的非道德化叙事

《伤逝》超越了传统怨弃型作品对两性关系的简单是非道德判断,藉由始乱终弃模式,通过弃妇子君观照出中国男性文人的人格特质,审视其爱情心理特点和审美旨趣,其中不无鲁迅私人化体验。涓生对子君的爱本质上是对理想中的拯救者幻象的爱,而他的被拯救是通过拯救(向子君启蒙)而获得。涓生是文化复合型人格的文人经典形象,旧文人的"女儿"情结和新文学青年的启蒙精神的双重价值观使他成为中国爱情文学史上的独特的真诚负心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