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乾隆时期的禁毁实录——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看禁书标准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保存了乾隆后期的禁书史料,为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提供了鲜活的研究资料。其禁书标准有六个方面:因其人而废、因其书而废、因抵触本朝而废、因怀念前朝而废、因名教而废、因"淫秽"而废。

论清末舆论放大现象的成因

清末舆论放大现象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报刊发行量的飞速扩张;之二是舆论界自身定位为监督政府,并形成了强大的公共领域;之三是受众由以官吏为主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主;之四是社会各阶层更加注重报刊舆论。至于舆论放大的成因,一是新闻界推行的白话运动,二是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三是政府与民间合力促成的讲报、阅报机构,综合催发清末的舆论放大效应。清朝政府对之未予正视,结果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王朝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文事活动为主的幕府,这些幕府倡导学术研究,学术气息浓厚,著书活动兴盛,一度成为学术基地,推动了乾嘉学术的发展。乾嘉时期幕府著书成为清代学术史上很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代中期艺文幕府的著书活动对清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仅保存了众多的优秀典籍和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种表征。

明清官府书业述论

明清书业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 ,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及明清官府的刻书对图书事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晚清官方禁毁《野叟曝言》考述

1881—1889年是《野叟曝言》快速传播的10年。自1890年始,《野叟曝言》在江浙尤其是在上海屡遭官方禁毁。晚清官方禁毁《野叟曝言》的发起者为江苏布政使黄彭年,他在1890年5月发起的以严禁淫词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整顿风化运动中,将《野叟曝言》列入应禁小说单目,后来江浙尤其是上海官吏多次循例查禁该小说。晚清官方禁毁《野叟曝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该小说的出版与传播,这段禁毁历史则可以辨正学界对《野叟曝言》在晚清传播过程的一般认识。

明清医书刊刻与地方治理

明清时期,地方官员们身处国家医疗衰退、民间医疗兴起的背景之中,他们通过捐俸刊刻医书及相关辅助措施的形式,联结地方士绅,或在传染病爆发时广布医书,或在特殊地区教化民俗,或刊刻刑书以救狱平讼,或设局延医以引进西法。通过刊刻医书,不仅加强了地方的医学教育,提升医学人才的医术,而且对医政设计做了具体的构想,提出了医政相通的治理理念,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地方的治理。

从官箴书看清代地方州县官的治理困境

清代地方州县官作为封建政权最基层的一个政治群体,其在整个封建官僚体系中,处于"上承天子,下临百姓"的重要位置。他们在地方上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地方社会的兴衰。官箴书作为继承和沿袭历代官员地方治理经验精髓的一种载体,承载了州县官丰富而又宝贵的基层治理经验。通过对清代州县官著作的"官箴书"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如"吏治""陋规""获上"等诸多无法回避的治理困境。

新旧之间:江楚编译局始末

江楚编译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议,应晚清教育改革需要,在探索“江宁兴学”中设立的专事编译新式教科书的机构,亦是晚清政府重构统治权威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举措,其设立、发展及编译活动体现了清末新政中的“江鄂”特色,更反映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地方督抚与精英人士以及“新”“旧”势力之间的紧张冲突和权势转移。

晚清贵州官僚群体对地方社会的治理方略——《玉箴堂官课录》及其价值

在洋务运动大背景下,面对变动剧烈的社会转型和万分窘迫的国情省情,贵州巡抚潘霨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以时政积弊策试地方官员,以期寻求治理良方和选拔能吏任事,并将其中最为优秀的16篇对策汇编成《玉箴堂官课录》一书刊印于世。一省巡抚就社会重大问题,大规模地集中官员进行策对,并将优秀策论汇编成书,这在贵州历史上是首次,在全国亦不多见。该书系清代古籍善本,未见文献记载和介绍,为研究晚清贵州官僚群体的施政方略,提供了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的印刷和装帧带有明显的中国印刷技术转型发展阶段的过度性特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该书所收录的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表现形式,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