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交界区苗族传统民居平面类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

文章以湘黔交界区内苗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性调查和实地测绘,以堂屋空间形态及堂室组合关系为依据进行平面类型划分,揭示苗族传统民居对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适应性表达。进一步分析了苗族传统民居的接地方式、祭祀空间、火塘间等造成民居平面类型差异的因子特征及作用机制,以期维持民族建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为乡村新民居的建设集聚能量。

文化制衡视域下的明清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苗疆边墙的历史考察

“文化制衡”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然是一个“偏离”与“回归”交替出现,不断再适应的推进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绝不会只对某一两个民族保持密切关系,而是同时要与众多民族发生不同程度的依存制约关系。该文运用文化制衡理论对明清两朝苗疆边墙的修筑历史予以解读,阐述了湘西苗疆各民族之间冲突、调适、耦合的过程。苗疆边墙的修筑,虽然达到了“民”“苗”分而治之的目的,但并未物理隔绝“墙内”“墙外”的社会联系。各民族以墙为“介”,打破了族群壁垒,重构了苗疆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局面,成为中国民族地区民族和睦的典范。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冲突与对话——湘西苗疆边墙地区白帝天王崇拜的人类学考察

湘西苗疆边墙的军事防御与控制功能已经逐渐消失,由苗疆边墙而带来的白帝天王崇拜的复兴在边墙修建时期成为缓解苗、汉冲突,整合社会秩序的对话工具。在苗疆边墙地区军事冲突消失后的今天,仍然成为苗、汉、土家族民众调适冲突,维持群体关系,倾诉内心痛苦,释放焦虑情绪,表达心中期望的对话渠道,最终逐渐达到相互间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目的。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明长城资源的多学科整合与长城学的构建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对明代长城资源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明长城的界定和明长城资源内涵的探讨,并对明长城建筑资源、明长城传统文献资源、明长城碑铭和舆图资源、明长城非物质文化资源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整理。从现有成果来看,对明长城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成绩显著,但中国学术界在长城理论创新方面不足。而要发出中国学者在长城研究方面的独特声音,就必须走多学科交融发展之路。

苗疆边墙对苗族武术发展的影响

苗疆边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封锁苗族人民而修建的一种军事工事,在边墙的压迫下,苗族人民对统治表现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斗志。边墙促进了苗族武术的进一步传播,因为文化封锁的因素,也使得苗族武术的传承体系更加的封闭,同时也是苗族武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边墙的缘故,苗族武术的价值功能也发生重要转变,使苗族武术成为了单纯的搏杀技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墙和封建阶级已经土崩瓦加,苗族武术又重新回到了其应有的轨迹之中。

明清苗疆之“政治契约”考论

以明清时期清水江文书中的政治契约类文书为主要材料,并与英国大宪章进行比较,分析了明清苗疆政治契约之缔结、重构、类型、根源、精神与启示。

湘西苗疆边墙与白帝天王崇拜文化

湘西苗疆边墙的军事防御与控制功能已经逐渐消失,由苗疆边墙而带来的白帝天王崇拜的复兴在边墙修建时期成为缓解苗、汉冲突,整合社会秩序的对话工具,在苗疆边墙地区军事冲突消失后的今天,仍然成为苗、汉、土家族民众调适内部冲突,维持群体关系,倾诉内心痛苦,释放焦虑情绪,表达心中期望的对话渠道。苗疆边墙地区的苗、汉、土家族民众凭借白帝天王崇拜化解内部冲突,整合社会力量,逐渐达到相互间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目的。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

苗族在滇东南边疆地区分布较为广泛,由于自然、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诸多原因,滇东南边疆苗族的婚姻习俗较为独特,并具有边境地区的特点,即跨国婚姻较为普遍。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滇东南地区苗族婚姻的种类与形式、婚姻范围、择偶标准、结婚过程以及跨国婚姻等情况作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思考。

中国东北柳条边修筑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清前期为限

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复原清代东北柳条边的修筑过程和全貌,分析其对区域生态环境之影响;东北柳条边是集柳条(部分地段沿用明代辽东边墙)、边门和边台为一体的综合性管理体系,其区域主要在盛京、吉林将军辖区内。在清代前期经过皇太极、顺治年间的不断修筑而得以完成。柳条边是清政府针对清初东北形势新变化而实施的新型社会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北的经济开发,但也起到保护东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客观效果。迨至晚期,清政府最终解除对东北的封禁。柳条边的物质形态依旧,但其管理形态已荡然无存,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也随之消失。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民族贸易探析

民族贸易是清代湘西苗疆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历经“民间自发”向“国家在场”的转变,贸易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均受到官府严格的管控。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与苗疆边墙密切相关,带有深深的“边墙格局”的印记。一方面,民族贸易集场紧密围绕边墙分布;另一方面,在以集场交易为中心的民族贸易中,边墙与集场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墙-集场结构”。

苗疆边墙沿线婚丧文化变迁研究

苗疆边墙是一条看到的军事防线,也是一条隐形的文化界线。清中叶以来,在一系列“王化”措施的影响下,苗疆边墙沿线的婚丧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婚恋文化方面,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以“跳月”“赶边边场”为主要婚恋途径,具有以歌为媒、自主选择、自由不羁的特点;苗疆边墙以内的“熟苗区”受汉族婚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逐渐讲究六礼,重人伦、礼仪。在丧祭文化方面,民国以前,苗疆边墙以外的广大“生苗区”基本沿袭着苗族传统的丧祭习俗,近现代逐渐融合了汉族丧祭习俗;在苗疆边墙以内,汉族丧祭习俗得到广泛传播以及一定程度的接纳。

论清代湘西苗疆的“边墙贸易”政策

随着苗疆边墙的完成以及依托边墙而设立的墟场,康雍乾时期的苗疆民族贸易政策相继而终,逐渐形成了"边墙贸易"政策。"边墙贸易"政策的确立对湘西苗疆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稳固清朝行政权力在苗疆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和重构苗疆区域文化;另一方面,密切而稳定的民苗贸易往来,推动了苗族经济、文化发展和苗汉间民族文化融合。

“边地”与“腹地”的复合体——军事防御视野下清前期长城以南沿边地带的战略地位

明代九边是明朝在长城以南地带设立的控御北部边疆的九个军事重镇。明清鼎革之后,原明九边地带战略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清前期,由于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和长城的客观存在,清朝君臣对长城以南沿边地带的属性有不同的看法,或视其为边地,或视其为内地。清前期,清朝曾将长城以南沿边地带视为控御藩部的依托,在该区域设立了绿营和八旗驻防,形成了保卫中原的军事防御体系,体现出长城以南沿边地带作为直省和藩部交接地带的战略地位。

鄂尔多斯汉代城址浅析

鄂尔多斯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繁衍，进入秦代，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修长城、通直道。到了汉代，卫青大败匈奴的“河南战役”、“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此，伴随着西汉王朝的移民农垦政策，大举在鄂尔多斯地区建城设县，形成了中原王朝对鄂尔多斯的第一次大开发浪潮。本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分析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进而透视汉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大开发与大繁荣。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 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年设的“堡哨”、“边墙” 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

边墙格局与苗疆社会——基于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历史学考察

清初,清廷秉持"教化训导"苗民的政策,两次罢议重修边墙,并未划分苗汉疆界。但"苗乱"仍行,至乾隆六十年(1795),最终爆发了乾嘉苗民起义。此次起义引发的震动,使清廷意识到苗疆问题的重要性和苗汉关系的复杂性,开始更全面和整体地思考苗疆治理。因而,为疏导苗汉矛盾,调和族群关系,防止汉民滋扰苗民,稳定苗疆统治,清廷转变治理思路,基于明朝边墙旧址再筑110余里边墙,又增修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等1177座边防设施,构成边墙与边防体系,增强治安管理,划分民、苗界址,实行苗汉分治。边墙的核心是实现军事控制,但与明代极大不同的是,清廷围绕边墙与边防体系建立起一套基于政治统治、军事管控、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于一体的"治军""治吏""治民"工程,提升了修建边墙的格局。因边墙与边防体系,苗疆形成新的社区划分、新的治理格局及新的经济文化秩序,苗疆的历史进程由此改变。至清末,从苗汉分治到苗汉共融,边墙的区分与管控映衬了王朝国家的开拓历史与统治实践,展现了传统中国治理民族地方的政治逻辑。相关研究既要客观、辩证、历史地看待苗疆边墙,更应以"墙"为"诫",总结吸收传统中国的统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