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价

绿色金融对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基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围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支持、绿色基金、绿色权益七大绿色金融工具,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2—2021年我国西部12个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3个梯次,其中新疆、内蒙古、宁夏、重庆市处于第一梯队,发展水平较好;西藏、贵州、甘肃、四川处于第二梯队,发展水平一般;青海、陕西、云南、广西处于第三梯队,发展水平较差。

北欧四国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与启示

长期以来,北欧四国从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完整教育体系和提升公众文明素质等角度将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紧紧围绕生态环境、生产发展和生活消费等方面,北欧四国形成了保护绿色生态、发展绿色生产和践行绿色生活的生态文明教育基本内容。北欧四国还注重探索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维生态文明教育途径,发挥各途径在知识传输、习惯养成和行为实践上的独特优势,从而形成教育合力。北欧四国的实践经验为我国构建以“三全”为理念、以“三生”为内容和以“三维”为途径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于循环经济的农村生态文明科学发展研究

分析了农村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以及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指出推行循环经济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提出了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转变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实现农村的生态化、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等农村生态文明科学发展途径。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路径研究——以海口周边乡村地域为例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存互促关系。以海口周边生态文明村建设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现状及乡村旅游发展条件为依据,探讨该地域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路径,提出应以生态文明村建设成果为基础,注重乡村旅游的经济发展、文化促进和民生服务等多重功能发挥,通过提高居民主体意识、制定乡村旅游整体规划、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和管理质量、保护乡村文化与生态环境以及实施乡村旅游生态补偿、加强乡村旅游产品宣传等,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发展。

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态移民是建设高度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是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为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通过对生态移民的概念、目标和类型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对策与措施。

浅析低碳生活方式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强调了低碳生活方式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举措。

基于生态理念的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路径探讨

从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到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深化和践行,充分彰显了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生命力和行动力。本文在分析生态文明理念与美丽乡村建设之间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强调政府责任,探讨多元共治的发展机制;并从开展农村区域规划,完善功能分区;挖掘农村生态文化;实施农村景区培育工程;发展农村生态经济;整治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的评价制度等方面提出促进福建美丽乡村建设的针对性对策。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体系论纲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基础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缔造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两个基点:家园意识和天人关系。中国古代的环境概念大致可分为居室环境和自然环境两大类,我们一般将重点放在自然环境上。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环境的概念主要有天地(天)、山水、山河(河山、江山)、家国(社稷、家园)、仙境(桃花源、瀛壶)等,其中天地、山水、江山最为重要。天地是哲学概念,山水是美学概念,江山是兼政治意义的美学概念。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思想体系包括天人关系、家国情怀和准生态意识。天人关系主要有天人合一论、天人相分论和天人相参论;家国情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家居系列(安居、和居、雅居、耕读传家)和国家系列(昆仑崇拜、中国、华夏);准生态意识可以分为物人共生观念和资源保护观念,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的蜕化性回归。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水文化研究

水文化的实质就是人与水关系的文化。立足水文化来研究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有利于发展生产、保护生态、提高村镇规划建设水准、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但是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人与水的关系不和谐、对水的文化属性重视不够、水法规制度文化缺失等问题,必须通过培养高度的水文化自觉加以解决: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人与水和谐相处的理念;结合地域特色,强化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水文化坐标系;推进水法规制度文化建设和宣传,促进公众参与。

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发展中国家不应直接借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该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立足于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厘清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立场和内涵。

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资源环境政策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发达国家是率先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繁荣和富强的国家。发达国家在相同工业化阶段、相同工业化发展速度下的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共性,所采取的资源环境政策存在普遍性规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普遍采取科技进步,完善资源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推进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发展,创新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建立严格的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标准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转移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措施治理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工业化阶段的资源环境问题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期的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相似之处,我国处理工业化阶段的资源环境空间相对有限,且存在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资源环境政策经验,建设生态文明。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之“美丽”蕴意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适时地增加了"美丽"二字,表明了我国对构建生态文明的认识更加深刻、态度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迈入了新时代。面对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人民承受不起的现实,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实践上不断深入,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之中,探索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

建设美丽中国的法律制度回应——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而实现自然资源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本文阐述了建设美丽中国与自然资源生态文明的关系,分析了目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所面临的法律制度问题,并且提出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寻求私法上的制度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利用,而以生态经济学为视角构建的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制度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资源生态管理,建设美丽中国——三论我国应实施资源立国国家战略

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自然主体和空间载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施资源立国战略,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资源生态管理是把资源系统和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线,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最终目标,把资源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统一起来的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为此,应创新管理思维,转变管理方式,优化国土空间,完善资源保护、节约立法,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建立保护资源生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新的资源耗竭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解读生态文明下的中国绿色经济

讨论了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中国绿色经济概念,指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需要注意3个误区,讨论了与中国生态文明相融合的绿色经济的战略选择、行动领域和政策支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努力使渔业发展成为国家生态文明的基础产业

渔业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生态文明的内涵以及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出发,阐述了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想目标,渔业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在描述我国水域生态系统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就如何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水产业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与生态文明理论应有的价值立场

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如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所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和追求经济发展,而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分工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资本要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担负责任。但是,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却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由此导致了以追求环境正义为主要价值诉求的穷人的环保运动的产生。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不仅要求我们把如何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正义的问题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问题,而且也要求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成为一种维护民族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发展观而存在;也应该作为一种维护全球人类共同利益的境界论而存在。

试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反映了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共同利益的需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领域。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所担当的角色,反映了其与国际体系的正向互动。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理念引领者。其次,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强有力的国内环境治理率先垂范,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履约者。最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特别是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援助,推动全球环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之,中国有能力化解自身及外部环境层面存在的风险挑战,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维护多边主义,共建绿色命运共同体。

后发国家城市健身圈建设的理论框架及其路径

作为供大众锻炼和休闲的城市共享资源,后发国家的城市健身圈应在其建设过程中贯彻集体化和非商品化原则。与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不同,兼具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从社会历史和日常生活两个层面揭示了这种实践的可能性。一方面,作为知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从制度维度和价值观维度对后发国家的城市健身圈建设进行调节;另一方面,城市健身圈又以微观个案的形式推进了前者的现实化和大众化,使其成为内在于实践过程中的环节。立足于"实存"与"本质"的辩证运动中来解读这种双向的交互关系,对于推进后发国家的城市健身圈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孙中山社会管理思想中的和谐观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与社会现实出发提出要建立一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为此,提出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强调不能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在城市建设上要根据地理和自然环境进行改造,通过植树造林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要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上述思想主张与今天建设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有一定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