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明中叶以来江南城市化的新格局——永昌堡兴建的价值与意义

明中叶以来江南大量修建城墙城堡,这种新型城堡既属于城市体系中的居民集结点,又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城市化新格局。温州永昌堡就是一个范例。它集防御、生产、生活、交通等多功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的缘起、进程与取胜原因

因明代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劫掠、破坏社会生产的严峻形势,土家族土兵毅然地参加了抗倭战争。土家族土兵在三年多的抗倭战争中,或与广西俍兵共同抗倭,或独立地参加抗倭,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正义性、严格的纪律性、战术的精湛性和器械的独特性,无疑是土家族土兵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论明代嘉靖中期倭患战争的性质——以徐渭抗倭诗为例

关于明代嘉靖年间倭患战争性质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明人抗倭到底是反对异族侵略还是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徐渭嘉靖年间创作的大量抗倭诗,特别是《龛山凯歌》,以纪实的手法讴歌了明军夜袭倭寇的英勇,展现了抗倭战争的残酷,表达对倭寇入侵中华大地的极度痛恨之情。此诗所描写的倭寇形象证明,当时入侵中华的倭寇主要为真倭,而非从倭。其它如《海上曲》《白牝蛟》等,亦持同样的看法。而《寄朱君邦宪》一诗,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徐渭对真倭与从倭有着泾渭分明的辨别,正是这种细微的辨别,表现了众多知兵文人对嘉靖年间倭患成分的普遍认知。徐渭抗倭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夷夏之分,强烈地表达了当时明人对抗倭战争的极度愤慨和厌恶,真切地突显了抗倭战争的性质就是一场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

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关系研究

通过对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的史料分析,还原了隋末唐初、明代少林寺僧参与政治与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十三棍僧救唐王"与"明代僧兵抗倭"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少林武术文化的历史记忆,进一步丰富了少林武术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内涵;二者文化价值取向趋同,一致指向"匡扶正义、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精神层面。"十三棍僧救唐王"培育了"明代僧兵抗倭"的精神规范与价值取向,而"明代僧兵抗倭"演义了"十三棍僧救唐王"历史事实。

少林僧兵与明嘉靖抗倭之研究

明朝嘉靖年间,倭患严重,军民联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倭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抗倭过程中,少林僧兵在护国及积极入世思想的驱使下,积极参与,驰骋疆场,奋勇杀敌,不仅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入侵,而且也为自身赢得了声誉。

从明代日汉对音资料看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

日汉对音资料不仅是研究日语和汉语的重要语学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提供了重要线索,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本文首先对明代的对音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对音资料各部分的关键内容进行考辨与探讨,其次与明代之前的对音材料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了对音资料产生的原因及特点,总结了明朝人对日本研究的特点。

谭纶与明嘉靖东南抗倭

明朝军事家谭纶的抗倭功绩，以往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量的史实表明，谭纶在御倭浙东和巡抚福建期间，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御倭战略战术，为平息嘉靖东南倭患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我们对谭纶在抗倭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论明初偰氏家族的御倭贡献

倭寇袭扰明朝和高丽滨海地区由来已久。针对倭寇的侵扰,朱元璋在沿海地区广建卫所,大修战船。偰氏家族成员偰斯、偰长寿分别代表明朝和高丽出使,在外交活动中都交涉御倭事务,偰长寿还培养了倭通事,为两国联合抗击倭寇打下基础。偰长寿的《御倭奏疏》受朱元璋影响,是他御倭思想的体现,颇具价值。

戚继光闽南“化神”考

明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率部在闽南汤坑蔡陂与大股倭寇进行了惨烈的遭遇战,戚家军战死者达80余人。岁月流转,数百年后,战死的戚家军将士成为奉祀对象——“大众爷公”,后又转化为对主帅戚继光的崇拜。考察这一民俗演变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造神活动,更有利于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

明代中叶浙江为御倭而建的城堡——以乐清县为例

明洪武末年,日本虽由北朝统一,但失败的南朝武士、政客、浪人、海盗互相勾结为倭寇,不时骚扰中国。至嘉靖朝,日本处于战国时期,王权失控,在领主支持下,倭寇更勾结中国奸商、豪主、海盗,釀成一代倭患。烧杀掳掠,生灵涂炭,幸赖戚继光等将领联合人民奋起抗御,平息倭患,而浙江人民爱国爱乡,筑城堡、练乡兵,现遗存的烽堠城堡就是实物见证。

明朝中后期“从倭”问题论略

在中国史学界,所谓"倭寇",一般指明朝时期骚扰抢掠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如作为一般知识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倭寇"的释义即是如此。然而事实上,这种有关"倭寇"的"一般知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数百年之后再次揭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所谓"倭寇"之主体即"从倭"实际上是一群被世人误读的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特殊群体,他们演绎了一场与明王朝传统小农经济之间的殊死抵抗。

明代浙江洋面御倭第一岛链的建构与实效--以嵊泗列岛为中心考察

明代著名海防军事家郑若曾将浙江洋面众多岛屿建构为近岸、次远、极远“三界”岛链,即近岸的第三岛链,次远的第二岛链,极远的第一岛链。这三重岛链,由近及远构成三重防区,皆属倭寇进犯浙江必由之道。从岛链分布来看,嵊泗列岛的花脑(今花鸟)、求芝、络华(今绿华)、弹丸、东库、陈钱(今嵊山)、壁下诸岛,属于极远的第一岛链,是浙江海上御倭的前沿战场,万历间海上十八大捷就发生在第一岛链海域。是故,明代御倭岛链,尤其是第一岛链建构,实效非常明显,于今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倭寇图卷》研究的现状

本文主要总结了目前有关《倭寇图卷》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研究《倭寇图卷》、《抗倭图卷》及《胡梅林平倭图卷》的异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倭寇图卷原本"主要是为彰显胡宗宪个人战功,并从中派生出《抗倭图卷》、《倭寇图卷》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描绘明军战胜倭寇的绘画。另外,本文介绍了战勋图的代表作《平番得胜图卷》。而随着《太平抗倭图》为代表的其他有关倭寇题材绘画的不断发现,倭寇图像研究还在继续推进。

《倭寇图卷》再考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的《倭寇图卷》是描写16世纪中期倭寇与明军交战的作品。从旗幡上"弘治四年"(1558年)的字样看,此图卷是明军对嘉靖时期倭寇(嘉靖大倭寇)入侵获胜的象征性描绘。

“乍浦、沈庄之役”重考：《抗倭图卷》虚实的探讨

本文介绍了"乍浦、沈庄之役"的基本史实以及对该战役发生地区实地调查的具体情况。根据调查信息,本文进一步考证国博藏《抗倭图卷》,并提出《抗倭图卷》虽可能是为纪念胡宗宪战功而作,但并非"乍浦、沈庄之捷"这一历史场景的忠实写照,画面多源于画家的想象和虚构。

解读明人《抗倭图卷》兼谈与《倭寇图卷》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传世明人《抗倭图卷》的解读,以及与现藏日本的《倭寇图卷》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两幅画作的创作背景、内涵及相互关系。论述了明人《抗倭图卷》为张经所画,表现的是王江泾战役这一历史事件,是一幅写实的历史题材绘画作品。

《抗倭图卷》、《倭寇图卷》和大友义镇、大内义长

《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两幅画卷在中国绘成,记录了中国击退于"弘治"年间来袭的日本大倭寇的战功。画卷中被明军镇压的"弘治"倭寇船,是由大友义镇、大内义长等在西日本具有雄厚实力的战国大名派遣出的。

剞劂之用:明代典籍插图中的抗倭图像研究——以《三省备边图记》为中心

明代发达的木刻刊印出版记事的功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可是,美术史的一般著作还局限在文人画发展的轨迹之上,明代典籍插图在整个明代绘画史上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三省备边图记》以一图一记或二图一记的方式,记录和表现了苏愚所指挥的抗倭之战,依据文字的构思立意、构图布局、人物表现,遵从审美规律的黑白对比与疏密安排,成为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的代表作。与卷轴画中的抗倭表现以及与典籍中的其它抗倭图像相比,明代典籍中的抗倭图像完全脱离了文人自我的或文人群体的趣味,将木刻刊印艺术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时代写照,并表现出与中国自古就有的"成教化,助人伦"传统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