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来《水经注》案的症结——谈谈胡适关于《御题诗》题写时间的发现

乾隆皇帝题诗《水经注》在前(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戴震完成《水经注》校订在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但是,由于乾隆题诗没有注明题写的时间,又置于殿本《水经注》之卷首,后世便误认为《御题诗》是对戴震的"褒嘉"。《御题诗》之《序》,贬低"自明至今"的《水经注》版本,又竭力美化《大典》本。四库馆命戴震再校订那个据《大典》钞校的二手《水经注》时,处于极为棘手而尴尬的境地。因为遵照《御题诗》之《序》的旨意,要把一切胜处都归之于《大典》本,而把一切讹误都归之于"近刻"。从而也致使"《水经注》案"的争论,持续了两百多年。

胡适重审《水经注》案新论

胡适重勘《水经注》公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探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对认识当时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胡适前后矛盾的言行,"爱惜羽毛"的个人性格及其戴震研究来看,他涉足该案的动机不仅是要为戴震辩诬,也是为自己辩护。胡适提出要用"科学方法"考证此案,在实际的考证中则以"勤、谨、和、缓"治学四字诀贯穿其中。不过,他费尽心机的考证最终未能成功为戴震翻案,反而在学界引发不小的争议。无论如何,胡适重审《水经注》案不仅有功于郦学研究,其中表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也给后人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