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中国国际法哲学的自主建构及其规范化进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法的法哲学建构成为国际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的基本前提。自近代以来,以殖民体系和单向度全球化为背景,西方国家建构了非正义的国际规则体系,其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呼唤负责任大国积极引领国际法的理论和规范重构。为此,横向的范畴体系及其互动功能有利于通过社科法学的路径自主建构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当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和开放性使主体论和价值论构成国际法基础理论形构的主导性范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类主体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推动了国际法主体论与价值论的互动,沿着秩序正义化和广义法律体系的逻辑形塑了国际法的宏观体系,也微观地促进了国际法原则和具体规则的规范建构。

地方高校“大学-校友”发展共同体的当代意蕴及其建构路径

在新时代诠释并厘清大学与校友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大学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大学与校友的关系建立在“学缘关系”基础上,历经多样态发展。现今大学的建设发展、各类排名与校友成长成才之间变得密不可分,并以多维模式结成“发展共同体”。基于马克思“类哲学”的“共同体”理论启发,地方高校“大学-校友”发展共同体应具有合作和共享、需求与互动、价值与反馈三重意蕴,并提出以“保持共情、形成共生、促进共享、实现共荣”的路径建构“大学-校友”新型关系,实现价值共创。

哲学范畴观和语言学范畴观的发展与融合

通过梳理哲学范畴的发展脉络,讨论哲学范畴观在语言学中的转向,对语言学范畴观的理论内涵以及相关术语意义再做深入分析,并对“范畴观”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差异及交叉点进行了研究,梳理哲学范畴观对语言学的影响,厘清了语言学领域关于“范畴”相关术语的内涵。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规定性与生成进路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理论经典解释,立足法权范畴,正义是生产方式的表象,其具有依赖性与衍生性,而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有其限度;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马克思并未使用资本主义不正义的话语,但马克思对社会正义的探讨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据此,相关学者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分析为分配正义,并试图从分配领域切入回答马克思的正义问题。本文试图证明:不论是基于法权批判立场而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拒斥还是将其分析为分配正义都是片面的、狭隘的。马克思持守的是一种超越法权批判与分配正义批判的实践正义论,理解这一点能够为我们科学认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提供可能性。

Process Philosophical Adventures of Applied Ontology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new sphere of applied process ontology. It first makes a short review of the recent investigations in that area. Then it stres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applied process ontology. Next the main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of applied process ontology are considered： the ＂top down＂ and ＂bottom up＂ approaches. It is argued about the necessity and fruitfulness to combine both ＂top down＂ and ＂bottom up＂ approaches, and not to rely on one of them only. An example is given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ocess ontology as general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building up of regional formal ontology. Finally, the idea of variable ontological categories is stressed on and argued for its fruitfulness.

范畴质及其范畴核模型框架——基于系统哲学视角的思考

范畴研究中相关问题悬而未决,呼吁新的研究思路的出现。在系统哲学视域下,范畴可被视为一种系统,其内部由各要素及其结构组成,要素自身又可以作为子系统具有自己的要素和结构,其外部范畴自身又可以作为要素与其他要素一起构成更大的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范畴质与范畴核的系统哲学阐释:范畴质为范畴系统的要素之间及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质,具有主客观动态统一性和认知中的“人化”性;系统成员或部分成员之间的共性特征即必要特征的集合为范畴核。范畴核框架构建及其特征分析有助于阐释共享特征、充要特征与成员地位等问题。

论《墨经》本体哲学的范畴与原理

《墨经》的本体哲学,在《墨经》整体的哲学语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墨经》本体哲学由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构成。范畴与原理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与逻辑论证,形成严密整体,构建起《墨经》本体哲学的理论体系。《墨经》一系列范畴与原理中,“物”(物质)、“实”(实体)、“有”(存在)、“无”(非存在)、“动”(运动)、“化”(变化)、“宇”(空间)、“久”(时间)等范畴与原理,是构成墨家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范畴与原理的关键节点。《墨经》范畴与原理的理论系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大众档案意识存在要题初探:来自范畴论的启发

档案意识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元问题”,学界及业界广泛运用该概念但存在误读,部分观点已陷入循环定义。基于范畴论的思路,从关系和功能出发,档案意识可界定为识别档案对象并意欲将其以档案方式进行处理的主观思维。大众档案意识是档案意识的重要存在方式,能为档案意识乃至档案事业的大众化发展提供原理上的启发。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两重维度展开,大众档案意识作为存在的要题得以阐释。从本体论来看,大众档案意识经历档案思维泛在和档案表征典型化这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得以建构;从价值论来看,大众档案意识则有对象、方式、组配三个功能实现的向度。

文化法哲学的基本特征与双层范畴

文化法哲学是反思性的。我国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发展,需要基于民族性、政治性、建构性的文化法哲学的引领。文化法治有规制法与权利法两个维度,文化法哲学范畴形态应是双层的。文化规制性规范指向全体性文化法益,承担客观价值指引功能。对应规制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为基础,建构其理论范畴。文化权利性规范指向个体性文化法益,其功能主要通过赋权与权利救济等方式实现。对应权利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自由、文化权利为基础,建构其理论范畴。

“代码即法律”的法哲学反思

“代码即法律”这一论断自诞生以来,历经网络空间、加密领域和数字法学三大应用场景,且其含义及演变在经由社会实践的催化后展现出新的理论内涵和智识魅力。在法哲学的层面上,“代码即法律”意味着“代码就是法律”,并且在不断的应用和实践中拓展着“代码法律化”和“法律代码化”的二元趋势。由此,必须重回数字时代法律变革的基本议题,科学认识代码对法的概念论、本体论、价值论、实践论等法的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代码即法律”还只是一个应然的描述,在实然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法学界只有以其应然为理论基础,在实然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数字法学发展的新机遇,才能助力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汉语本体论研究——中西方语言哲学的存在范畴观

通过对中西方语言哲理的考察,汉语典型存在范畴“有”“无”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用法,分别对应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道器合一”和“体用不二”的理念已经根植于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之中,加之“有”“无”的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用法又已同时沿用数千年,两类存在范畴容易混淆,因此对于中国语言哲学“有无”存在问题的争辩由来已久。中国的言语构造与西方的言语构造不同,对于本体论的探讨应以汉语“根本的本体”为基准。汉语典型存在范畴与中国哲学存在范畴相通且相融,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根基,后者可以通过前者得以证实,前者可以通过后者找到根据。

从中西比较看西方美学范畴的特质

对中西哲学、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从美学体系的学科性和思维方式,从中西美学范畴产生和存在模式可以看出,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的历史等角度入手,从而辨析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与基本特点;西方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具有确定性、变异性和科学逻辑的学理性等特质。

努力向工程哲学领域开拓

本文简要地阐述了关于科学、技术、工程的“三元论” ,指出这就是开拓工程哲学这个新的哲学分支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前提 ,文中从工程哲学的角度对“工程”的对象和含义作了新的界定 ,指出应该把工程哲学建设成为一个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相并立的。

论知识的本质和知识创造

本文界定了物质和信息的哲学范畴,提出物质是质和能的统一体;信息是非物质的客观存在,信息划分物像、构像和映像等三种类型。在信息的哲学范畴基础上,本文阐述了知识的信息本质(寓意编码信息),划分知识为物性知识、人工知识和理性知识等三大类别,提出了物性知识创造的OT^2EC^2模型和人工知识创造的TC模型;辨析知识创造和知识创新的本质差异,并在OT^2EC^2模型基础上阐述了智慧教育的模式。基于知识的编码信息的本质,本文提出在专业领域激活汉字造字机制,建议引用外来语造字可采用多韵母读音。

论范畴的不确定性——范畴本质的后现代研究之二

认知就是范畴化。范畴是通过对事物的简化达到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的阐释和概括。文章认为范畴的本质除具有确定性外,还具有不确定性。范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范畴,克服确定性思维的片面性,以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无序性、随机性、不稳定性、不可预见性等方面的另一本真状态。在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原型范畴理论所蕴涵的范畴的不确定性,结合经典范畴理论的合理因子,重塑包含差异性、多元性、历史性等属性的范畴本质。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翻译“变”“化”观

通过中西翻译观选析和翻译实践验察,对变译的根本属性"变"与全译的根本属性"化"进行哲学剖析和义素分析,可形成翻译变化观,即"变"、"化"共存观。据此,可以划分翻译的核心类型,确立译学基本范畴,建立翻译方法论,确定译学研究对象,最终建立翻译学理论体系。

从类哲学看心理学的分裂与统一

心理学分裂的根源在于对人性认识的分歧,科学主义心理学将人性视为物性,强调人的自在性和自然属性;人文主义心理学将人性区别于物性,强调人的自为性和精神属性。对人性的不同认识,促使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上尖锐对立。从类哲学的角度看,科学主义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对人性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没有上升到类哲学的高度。类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对人性的认识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所以心理学的统一应该以类哲学为哲学基础,以实践为研究的原则,以提升人的类本质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