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stigation of Direct Causes of Drug Relapse and Abstainers’ Demands in a Compulsive Detoxification Center in Wuhan City of China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direct causes of drug relapse and abstainers’ demand, and to develop programs for the prevention of drug relapse. Methods Abstainers in a Compulsive Detoxification Center in Wuhan City, capital of Hubei Provinc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irect causes of drug relapse and abstainers’ demands was conducted with multiple-choice questionnaires and face to face interviews.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PSS 12.0. Results The direct causes leading to drug relapse included： temptation to use drug again by themselves or by their drug mates, seeking pleasure and ecstasy from drug use, relatively well off living, mental stress, irritation, demoralization, family conflicts, unemployment, feeling distrusted by the family, lack of care and love from the family, and discrimination by others. abstainers’ demands after detoxifica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society included： care and support from the family, employment assistance, changing living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by others,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 and keeping far away from drugs. Conclusion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the direct causes of drug relapse, and negative irritation is its predisposing causes. Leaving former residence, more care and help given by both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and raising their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re the demands of abstainers.

网络平台不作为的刑事归责:理据、路径及限度

网络平台能够精确匹配供需,迅速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一系列案件显示,网络平台不作为与重大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能以“中立帮助行为论”否定网络平台不作为的刑事不法性。具有作为义务是平台成立不作为犯的前提条件,作为义务在实质上来源于行为人对“结果发生原因的支配”。网络平台作为义务的内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已有明确体现,但形式上的义务必须接受实质义务论的检验。对于网络平台的故意不作为,存在正犯与共犯两种归责路径,正犯归责的法律门槛较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应从共犯角度考察其刑事责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非立法上对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按照该罪对网络平台不作为进行定性仍然是对共犯归责路径的延续。具有间接帮助性质的平台不作为也应被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网络平台的过失不作为不可能成立刑事犯罪。

渎职罪的不法构造与解释方向

面对渎职罪中“重大损失”要件引发的各种问题,刑法学有必要站在渎职罪本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其不法构造,进而锚定司法适用的基本方向。客观的超过要素说、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说、“中间项”的结果型情状说等既有方案,没有摆脱结果犯的固有思维,均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与“重大损失”要件相关的理论困境。在渎职犯罪领域,我国刑法采用的独立型立法模式凸显了对公务活动公正性这一“中间层法益”的专属保护,相较于依附型模式更能契合现代社会提前预防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欲充分发挥该模式所蕴含的优势,需要将渎职罪的不法评价重心从人身、财产法益转移到公务行为公正性法益上,从死伤、财产损失等结果转移到渎职行为本身的情节上。当前,司法者完全可以在条文语义可容许的范围内,遵循以渎职行为和公务行为公正性为核心的解释方向,不宜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渎职罪的入罪标准。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涉及法益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各种两分说所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其结论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民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就此而言,刑法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在此方面,应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即使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在民法上存在分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质言之,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交付给他人,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也不应将受领人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论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司法认定困境及路径探寻——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之提倡

近年来,污染环境犯罪呈常态化发展趋势,但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面临诸多困难,导致许多污染环境犯罪并未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以“污染环境罪”和“因果关系”为关键词确定232份刑事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并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发现污染环境案件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在理论供给、认定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认定困境。基于此,笔者提倡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采用疫学因果关系和原因力标准,科学建构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路径,并就其关键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论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以呼伦贝尔市某区为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多,犯罪类型呈现多元化。2024年3月发生的“河北邯郸校园霸凌案”更是成为当前社会的焦点事件,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再次提升到重要位置。本文侧重以呼伦贝尔市某区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为切入点,分析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提出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化数据库,提升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效能;通过“六大保护”措施,形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力;将“适度惩罚”作为未成年犯罪预防的辅助手段,以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实证分析

由于立法上部分构成要件重合、相似,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寻衅滋事罪的适用极易混同。通过实证分析586份裁判文书发现:首先,法院对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所侵害法益的定性模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和寻衅滋事罪公共场所秩序的法益区分不明显;其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与强拿硬要、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行为方式、外观高度重合。因此,区分两罪也要从法益和行为方式入手,并参考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违法要素进行区分。

有因型敲诈勒索的法益识别与入罪限缩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否构成犯罪的考察应基于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进行规范判断。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为双层法益构造,其中,法益主体占有财产的平和状态为财产法益,法益主体处分财产的动态过程为处分法益。前者的内容是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财产秩序,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行为人的索财诉求是否具有合理根据;后者的内容是个人决策自由,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被害人是否具有他行为可能性。行为只有同时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和处分法益才构成本罪。基于法定事由和道德优势的敲诈勒索行为无损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即使行为完全压制个人决策自由,也不宜评价为敲诈勒索罪;基于道德平势和道德劣势的敲诈勒索行为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依行为对个人决策自由侵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

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

浅析犯罪黑数治理路径

犯罪黑数一般是指已经发生但未被纳入官方统计的犯罪数量,具有成因复杂、测量困难等特点,对社会和谐稳定及民众安全感构成重大威胁。犯罪黑数的成因可从犯罪原因、犯罪控制、传统文化等宏观层面进行探查,也可从办案机关、被害人或知情人、犯罪行为特点、法律适用等微观层面进行分析。犯罪黑数的治理应遵循惩防结合、人权保障和综合治理原则,从主体、机制、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体系化研究。

青少年网络犯罪新态势及防范治理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触网低龄化倾向显著,青少年网络犯罪新态势也愈发加剧,犯罪手段和模式呈现出高度隐蔽性、智能性和团伙化。其犯罪类型主要分为以网络作为犯罪媒介、将计算机作为犯罪对象以及因不良信息诱发犯罪而形成的三种类别。当前,青少年网络犯罪俨然成为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型课题。基于犯罪学理论视阙,剖释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内外部因素,拟提出多维度防范措施,形成各方主体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以期真正达到有效预防青少年实施网络犯罪目的,呵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交通事故

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法上的交通事故存在概念不清、定义不明等问题,导致交通肇事罪认定困难。应该以《刑法》的规范性保护目的为出发点,对交通事故概念元素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设计和使用目的作为车辆的判断标准,将影响交通运输安全的危险性作为机动车的判断标准;明确行人、乘客等犯罪主体的适格性,按照体系解释将不特定的多数人作为公共通行的判定标准,以此作为界定道路的关键;将交通事故罪的罪过形式限定为过失,使行政法上的概念更好地运用在交通肇事罪案件的认定中,以减少交通肇事罪错案的发生。

袭警罪司法适用的审视与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彰显了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在我国执法体系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袭警罪正式进入司法实践后对暴力袭警行为产生的遏制作用有限,执法领域的传统症结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袭警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执法层面、社会层面对袭警罪的司法适用进行重新审视,探究袭警行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此为基础对袭警罪的高发态势进行针对性回应,既要强化事前的有效防控,也要重视事后精准刑罚,是遏制袭警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之举。

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教义学限缩

在刑法客观主义与法秩序统一的价值立场下,必须对交通肇事罪中两档升格法定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缩。认定“肇事后逃逸”应当以不履行刑法所规定的救助义务为限;《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不宜作为认定“逃逸”的充分条件,而应理解为在《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构罪客观要件的基础上,为实现对成立“逃逸”范围的进一步限缩而增设的主观要件。另外,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以肇事者的行为满足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为前提;就罪数关系的处理,该档法定刑升格条件宜定位为包容型结合犯。因此,在被害人死亡结果用于构成该罪基本犯的场合下不应适用升格法定刑,否则即构成对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违反。

在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与预防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纠其原因,和大学生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以及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鉴于大学生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对大学生犯罪应实施预防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包括预测系统、预防系统与控制系统。具体的措施为:从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到校园文化的净化,从关注高校管理体制到增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从深化高校的全面改革到治理高校的周边环境。

河北省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情况调查及原因分析

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及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对395名未成年男犯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男犯在文化程度、作案地区、家庭结构及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存在新的变化趋势,犯罪原因集中在家庭、学校、社会及个人心理因素等各方面。

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

刑事侵权具备"刑事责任"、"侵权责任"双重责任属性,由于刑、民责任在发展进程、互动的路径及效果上的不同,可分化为"因侵权而犯罪"与"因犯罪而侵权",即刑事侵权二分论。"因侵权而犯罪"具有民事责任倾向性,"因犯罪而侵权"具有刑事责任倾向性,解决刑事侵权责任问题须兼顾侵权责任法与刑事法的正义要求。刑民二分论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符合法律价值基础的要求,当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进行内容接轨与功能互补时,可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价值目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犯罪构成与阻却责任事由关系论

阻却责任事由理论与犯罪构成理论在犯罪论体系结构中是平行与并列的关系，二者并不互相包容。明确此点，有助于阐明阻却责任事由理论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关系。

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影响有组织犯罪的机理与驱动因素

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不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更替不及时抑或供给不足,深刻地影响着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及其态势。在我国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时期影响有组织犯罪发生与激增的因素各有侧重,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经济趋利化和政治权力异化。“唯经济至上”是有组织犯罪发生的“源动力”,贫富不均与社会分层是犯罪有组织化的“聚集力”,经济转轨中的趋利化是有组织犯罪逐利的“驱动力”,“权力异化”是有组织犯罪迭代的“助推剂”。权力作为的缺失是有组织犯罪形成非法控制的“催化剂”,权力滥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走向高级形态的“催熟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