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权集中与行政科层化: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新变化和特点

冷战后特别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日本逐渐构建起了以首相为主导、行政官僚和执政党(自民党)为辅助的政治决策机制。2020年以来,肆虐的疫情及国际变局对于这一机制产生了空前冲击,影响了从安倍政府末期至岸田文雄时期的政局发展。尽管政治决策机制遭遇动荡考验,但总体可控,作为其支撑的各项制度、环境和认知性因素仍发挥着作用。未来日本政府应会针对该机制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加强集权化趋势。

集控站监控系统智能化辅助决策技术分析

集控站负责所辖区域内所有变电站监控信息的监测和告警分析判断,当电网发生事故时,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并向调度人员进行汇报,对于保证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的集控站监控系统运行中,存在人工工作量较大、智能化程度相对不足等问题.通过详细分析集控站监控系统智能化辅助决策技术的应用,从而有效降低集控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提高电网运行管理的智能化技术水平,更好地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马嵬之变前后唐中枢政治权力中心的交替——兼论马嵬之变的主谋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潼关先后失守。安禄山于洛阳称帝,公然与大唐分庭抗礼,玄宗及李唐王室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面对这一政治危局,玄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决策失误连连,政治威信一落千丈。迫于情势,玄宗一步步将中枢政治权力收拢,并准备移交给太子李亨,以实现权力的交替。玄宗无奈,自长安亡奔蜀地。为挽救危局,于马嵬坡与太子李亨联手诛杀已成众矢之的的杨国忠一族及其党羽,为平叛赢得了人心与时间。所以,马嵬之变的真正主谋是玄宗父子。后玄宗幸蜀,太子李亨于灵武称帝,最终完成了中枢政治权力的交替。玄宗一系列的政治安排,完全是为了维护李唐王室的根本利益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民主集中制视阈下的党政决策权责统合机制研究

党内民主集中制与行政机关民主集中制分别在不同层面影响党内决策与行政决策,通过权力配置、内部关系的组合来使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得以“落地”。党内民主集中制与行政机关民主集中制的差异导致党内决策与行政决策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同,进而产生责任分置与责任相对集中的区分。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党政决策权责适用规则将进一步统合,而统合机制如何建构则成为“善治”的关键。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在传统“权力—责任”二维权责统合机制的基础上,嵌入“权利”机制,从而建构“权力—权利—责任”三维权责统合机制,发挥权利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作用和责任科处的调试作用,有利于改变传统决策的上下级单向关系,使各方在“民主—集中”的动态互动中,更加科学地进行决策。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我国人大决策权的变迁与决策权的制约监督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式:党委创议—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党委创议—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权力的双重面相

当前,人类逐渐迈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项不可忽视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不仅冲击着现代政治中的价值基础,更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和关系体系,这尤其体现在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内含的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境化特性影响着政治权力的主体结构、作用范围、运作方式和作用效果,引导着政治权力或者走向"数字集权",或者走向"数字民主"。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受其影响,未来人类政治权力的面相究竟如何我们尚不能妄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必须从政治层面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论民主集中制向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转型

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是组织原则、运行机制与制度构成的总称。民主集中制在政党组织权力和国家权力关系中,因不同的问题导向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三种不同应用类型。民主集中制除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以及中国国家机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日益表现为一种议事与决策制度,其直接后果是推动了民主集中制从制度文本向实践机制的转型。将责任制引入到民主集中制中,形成民主集中负责制的理论与制度,是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实行民主集中负责制具备理论与现实可行性,需要从顶层设计视角将民主集中负责制上升为执政党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形态、将组织与决策主体以及权力运行过程纳入到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追究制度框架、将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责任形态纳入到法治的基本框架。

再论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权威

本文评述了相关文献对企业权威生成逻辑的理论解释。根据评述本文提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企业具有诸多功能和属性,把生产功能当成解释企业权威生成的逻辑起点,我们不宜简单地认为它只是对市场的替代物,或只是以要素合同取代了产品合同,或只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一个特殊合同,企业兼具投入合同和产出合同的性质,企业权威是连接在投入合同和产出合同之间的权力安排,它内生于各类缔约人在介入具体分工情景前就个体决策机制与集中决策机制的理性选择。本文建议将集中决策机制当成企业的根本属性。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 37年 ,高句丽建立政权 ,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 ,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 ,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 ,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 ,改称的时间 ,严格地说 ,是在 5世纪末 ,宽而言之 ,则是

基于支路势能函数失步判据的华中电网失步解列策略

现有的失步解列装置缺乏信息共享,失步断面各支路常常不能同时解列,进而导致振荡中心迁移,无法正确解列。为了保证失步解列装置能准确解列失步断面,按照省间调度分区和省内同调分群的思路,提出首先通过离线数字仿真确定系统断面解列方案策略表,然后以支路暂态势能指标作为断面两端系统失步的实时判据,在线查询系统断面解列方案策略表,从而确定系统解列方案,并对华中电网典型解列算例进行了仿真分析。仿真结果表明:支路势能函数作为解列判据能够有效识别系统失步断面,利用所提出的失步解列策略能够有效避免同一断面不同回路就地解列判据动作不一致造成的振荡中心迁移问题,也能保证振荡中心落在省内时解列装置正确动作。研究结果可为电网失步解列提供参考。

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论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事关宏观调控的效果。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权,就必须确定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原则。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横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纵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由于宏观调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重大事务,因此,宏观调控决策权的配置应实行集权原则,由中央国家机关独享;而宏观调控执行权的配置应实行分权原则,由中央政府与地方省级政府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分享。

发电集团竞价决策及支持系统模式探讨

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是我国目前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市场模式下各发电企业的竞价结果直接决定其经营收益。与单一电厂相比,在一个市场中拥有多个电厂的发电集团能够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为减少内部竞争,为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经营目标,有必要对各下属电厂的生产经营进行管理和指导,引导所属电厂积极主动的参与市场竞争。针对发电集团参与电力市场的需求,该文提出了分散部署、分散决策,集中部署、分散决策和集中部署、集中决策三种典型的发电集团竞争决策模式;分析了每种决策模式的特点和相应电力市场管理系统的建设方式;分析表明,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发电集团的竞价决策模式将逐步由分散部署、分散决策过渡到集中部署、分散决策,最终实现集中部署、集中决策。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主体失范及模式转换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集中行政处罚全部相关权力的模式容易造成集中处罚主体的失范,其解决之道在于转换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模式———以“行政分权”及“行政处罚司法化”为目标,向政府法制部门集中行政处罚决定权。

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及其宪政意义

汉娜.阿伦特作为最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哲学家,她在分析人的条件、极权主义起源和现代西方宪政困境等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公共领域问题的宪政理论价值,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理论解决建构起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公共领域理论系统。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她本人独特人生经历的时代感悟的理性成果,又是她对20世纪欧美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和政治思想变迁的理论反思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阿伦特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哲学家理论创造活动的卓越之处,而且也奠定了她在公共领域理论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事实上,正是阿伦特的理论创建活动才使“公共领域”概念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独具特色的话语系统。

变化的政治:美国课程决策集权取向的演进及影响

地方分权制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现在课程控制明显出现了从地方学区转向州和联邦政府的取向,不可避免地,这一课程决策的集权取向也始终伴随着挑战和抵制。基于对课程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持有不同的价值视角,美国教育学者对于集权取向的影响褒贬不一,但主要论调是弊大于利,体现在它制约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学生的学习选择及课程自身的发展等方面。

差额选举与两种民主政制模式的融合——从十八大报告精神看党内民主的突破与提升

在中国的民主语境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主政制:一种是"由民作主"的政制;一种是"为民作主"的政制。前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后者则隶属于精英主义政制范畴。中国的民主政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政制发展,十八大以"民主制"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来实现党的领导集团的差额选举,是党内民主政制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