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西三界庙地理分布与三界神信仰探析

三界庙在清代广西各府中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宁、浔州、郁林、平乐、梧州等五府(州),呈现出一种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在郁江两岸分布最为密集。清代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界神祭祀圈,而这种祭祀圈的出现与三界神的现实功利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

通过资料收集和整理,梳理了世居林区或山林边缘的瑶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添丁增口植树、拜祭树木为父母、建村立寨种树、祭神树、树葬等"崇林祭树"习俗。这些习俗中蕴含着崇敬森林、爱护森林、保护森林、绿化家园和美化环境等生态智慧,是瑶族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瑶族"崇林祭树"传统习俗中的生态智慧,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保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宗教祭祀及其乐舞对于戏曲形成的影响

中国戏曲的形成与原始鬼神崇拜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远古时代图腾礼仪及傩祭中的拟兽类歌舞就蕴含着鲜明的戏剧美因素 ,与拟兽扮饰表演不同的拟神扮饰表演 ,包括蜡祭、雩祭、社祭等以及“葛天氏之乐”也带有丰富的音乐舞蹈、装扮表演等戏剧因素。巫觋在此类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行为颇似今天戏剧舞台上的演员 ,为孕育中的中国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装扮性和心理的观赏性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远古时代宗教祭祀仪式中孕育出的戏曲萌芽 ,由于先秦礼仪文化理性精神的发展 ,并未能进一步演进 ,虽然荆楚歌舞中戏剧萌芽保存下来 ,但只能转化为理性文化改造的宫廷祭曲 。

社火溯源

社火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延续。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火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人神之间:胶东渔民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阐释

海神崇拜是胶东沿海渔民的民间信仰,祭海仪式在海神信仰中最具象征意义,是渔捕文化的特殊形态。它探讨了胶东渔民信仰的四类海神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祭海仪式且运用仪式与象征理论,以田横祭海仪式为例将渔民的祭海仪式的过程性分析置于人神交叉网络中,阐释祭海仪式这一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了解胶东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试论干戚之舞

干、戚作为礼器,由实用兵器演变分化而成。干戚之舞源远流长,文化内蕴深厚。干戚之舞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发展于夏商时代,规范定型于西周。干戚之舞初为军事巫舞,后演绎成为重大祭礼必备武舞,具有严格的乐舞程序和礼教功能。晚周后干戚之舞衰落。

浅析苗族氏族文化的艺术性

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上古黄帝时代,苗族文化充满了历史的烙印,其氏族文化象征在苗族今日的生活、建筑中依然清晰可见,构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美与艺术美。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元宵节“太一神祭祀起源说”考误

元宵节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有影响的说法是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神的活动。然而,从节期来看,正月上辛日可以是正月上旬从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却绝不可能是望日。从节日内容来看,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活动是帝王的重要政治活动且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与后来元宵节赏月观灯的民俗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判断,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太一神祭祀活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论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功能——兼论蒙古族那达慕的起源及今昔嬗变

蒙古族传统体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概貌。蒙古族传统体育在古代,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的功能较为突出、明显,而基本没有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的功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祭祀、娱神、军事训练、检阅兵力等功能日益削弱,直至彻底消失,聚会交流、娱乐大众、强身健体、以及节庆、纪念、教育等功能却不断加强,还拓展了经贸洽谈、发展旅游等功能。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图”辨析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是河西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通壁式作画的壁画墓,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相关研究成果较夥。然而,对于该墓南壁"社树图"的解释,学界迄今众说纷纭。如果细致梳理和系统分析"社树图"中的各项题材,并将其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整幅壁画予以完整观察的话,可以推断出这幅图所表达的主题是河西民间围绕社树进行的一项社祭活动;图像的具体内涵可以解读为由裸体女性执耙耙草的象征性表演活动来祈求该地避免旱灾,并通过"大树"与"青鸟"将这种愿望转达上天(神)。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秦关中祭祀文化述论

秦人在关中将东方商人的上帝崇拜与西方周人的天神崇拜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祭祀文化。秦人在关陇地区快速崛起之时,既受西部西戎游牧部族神权观念的影响,又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天神观念,随着向东方的不断开放,拿来东方的人才和文化制度的同时,在不断兼融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祭祀文化作为观念文化的核心在关中大地上日臻进步和完善。秦的祭祀文化体系贯通秦汉,在关中大地上绵延八百余年,波及全国,影响深远。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但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汉书.艺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墨家,可能由多方面原因促成,但其主要用意应在于以"清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并非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1970年,在距纪南城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批石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2004年公布的《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