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商标恶意维权的反赔制度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商标恶意维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反赔是规制该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商标法》第五次修订草案新增恶意诉讼反赔条款,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反赔请求的前提应由商标恶意诉讼扩张至商标恶意维权。“恶意”的认定应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强调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并结合具体个案中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反赔请求的实现方式包括反诉、另行起诉和在确认不侵权之诉中提出三种路径。反赔责任范围中的商誉损害可通过无形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合理开支应包含制止商标恶意维权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需提高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率以化解反赔请求人举证难、判赔低的问题,减少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率并肯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商标恶意维权行为中的积极意义。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行政滥诉的诉源治理与理性诉权重构

立案登记制全面实行以来,大量行政案件涌入法院,“不予立案”“驳回起诉”案件数量整体上升,“恶意诉讼”“连环诉讼”“虚假诉讼”等案件类型显现。司法实践中反映出当事人行使诉权不规范、各院司法审查不统一等问题,行政纠纷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大量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致使其陷入程序空转的“泥潭”。在保障诉权与防止滥诉的博弈中,需要厘清“滥用诉权”背后的法理原因。随着诉源治理观嵌入司法审判实践,加强诉源治理,进行理性诉权重构成为行政滥诉问题解决的新进路。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在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实施个别清偿极有可能加速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到来,难以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破产法目的。对于这种实践中常见的偏颇行为撤销情形,《破产法解释二》第15条却采取了破产撤销权“否定说”的制度安排,该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信赖利益,却无意中为特定债权人恶意利用诉讼、仲裁等方式“哄抢”债务人财产提供了制度温床。在破产撤销权行使受阻的情况下,有必要在程序法上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寻找救济渠道。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于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采“肯定说”,为破产领域提供了类推适用的解释论空间。基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原理上的相似性,应允许管理人以诉讼担当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对抗已为生效裁判既判力遮断的偏颇性清偿,并通过降低申请人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适当转换,加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及拓宽管理人调查取证权等手段,破解“恶意串通”要件事实证据偏在的困境。

虚假诉讼中受害普通债权人救济程序之辨——基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基于既判力的相对性,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对普通债权人没有既判力。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损害的是普通债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享有的撤销权,或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所享有的确认无效的权利。据此,普通债权人有权对虚假诉讼的生效裁判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其身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真正侵犯普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是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法院对虚假诉讼所作的生效裁判,故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区分撤销原生效裁判与撤销债务人与他人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二者在法律效果上的本质区别。前者并不当然导致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或者无效,普通债权人需要另行提起诉讼撤销债务人与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确认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妇女权益保障法》主要救济制度的构成、特色与运行

妇女联合会协助救助制度、约谈制度以及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救济措施”一章中新增加的重要制度。妇女联合会协助救助制度以直接维权和间接协助结合、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衔接的方式为保障妇女权益提供了先后四层保护,充分实现了妇女联合会价值优势最大化并减轻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压力;约谈制度以协商为基础,将适用范围从“确定违法”扩充至“可能违法”,不仅改变了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且有利于建立多方参与的长效治理机制,与传统刚性行政措施完美衔接;公益诉讼制度与检察建议形成合力,试图解决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侵权问题,对妇女权益形成普遍关切,打开了维护妇女人权的新局面。这些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妇女权益保障的严密网络,同时仍需进一步解决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方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真正落地实施,彰显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

隐名股东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裁判思维

基于金钱债权执行依据,执行登记于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时,隐名股东往往因股权代持而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裁判此类案件基于对涉及隐名股东与执行债权人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衡量,融入具有主观性的商事外观主义、信赖利益等价值判断;为统一法律适用,有必要回归法教义学框架下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应有制度逻辑基础,即登记在执行债务人名下的股权是否系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并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下形成裁判思维。因此,应明确法院裁判的基础是股权代持关系中的财产权归属,而非股权归属;在隐名股东因遭到执行债务人反对而对其提起确权诉讼时,应适用诉的合并制度解决隐名股东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和确权诉讼。

隐名股东排除强制执行法律规则研究

对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单纯采取“事实标准”或“外观标准”进行一刀切地处理并不妥适,司法裁判所引据的“信赖利益”“政策导向”等亦应当作辩证分析。判断隐名股东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应以股权归属作为逻辑起点展开。从股权变动角度考察,股份有限公司采债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隐名股东未基于“交付”持有股份,不享有股东权利,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认可作为股权变动依据,投资型隐名股东未获公司认可,不享有股东权利,不能排除强制执行;经过显名程序或实际行权的隐名股东已获公司认可,享有股东权利,原则上可以排除强制执行,但在引入信赖利益保护和政策价值导向因素考量时,应设置例外规则,以在申请执行人和案外人之间实现衡平保护。

论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诉权主体的扩张——基于子女本位的展开

我国现行立法将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诉权主体明确限定为父和母,存在对子女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为契合现代亲子法立法理念的转型趋势,尊重子女主体地位,并妥善应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的利益冲突,有必要将其诉权主体范围有限扩张至可能的生父以及子女。当子女与法律推定之父不存在实质家庭生活关系,或出现子女权益受到侵害等特定情形,可通过扩张解释肯定可能的生父享有诉权主体资格,并以子女利益保护为中心限制其诉权行使。未成年子女与否认之诉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为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应当赋予其相应的诉权,并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同时,也可适度扩张未成年子女在身份关系案件中的诉讼行为能力,并引入程序辅助人制度以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成年子女的诉权行使应在与法律推定之父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已履行抚养义务的法律推定之父可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从生父母处获得赔偿,或者要求成年子女继续给付生活费。

《民法典》视野下“物权期待权”的代位行使——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则适用为中心

《民法典》第535条将债权人代位权客体界定为“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为突破原有金钱债权之限制提供了解释空间,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亦可由债权人代位提起。不动产买受人行使“物权期待权”可充实其财产,且该权利又非专属于该买受人自身,故该权利可作为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不动产买受人的债权人无论是为实现自身的金钱债权,还是为非金钱债权,均可在不动产被查封时,以代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代位行使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民法典》就代位权行使效果的规定,是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均系金钱债权债务关系的典型情形而设,对债权人代位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无法实现有效的裁判规则供给。对此,应回归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为债权人代位权在这一诉讼中的嵌入适用提供更为周延的解释方案。

个人信息主体权利司法实现的解释论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保护程序,但在该条第2款的性质及其与相关条款的适用关系层面仍存疑惑。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该条系对个人信息主体诉权的确认而非请求权规范,第2款前句是个人信息主体行使诉权的前置要件,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个人信息权利之诉。当不存在任何侵害行为时,个人信息主体需向个人信息处理者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且被拒绝后,才能寻求司法救济;当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或存在侵害之虞,但不存在损害结果时,个人信息主体的请求权基础为相应的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不以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请求且被拒绝作为起诉的受理条件;当个人因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且存在损害结果时,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直接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刑事诉讼非羁押数字监控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非羁码”为例

非羁押数字监控是信息技术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紧密结合的产物,非羁押数字监控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立法缺失、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泄露、数据伪造等风险。而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对降低审前羁押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控辩平等具有重要价值,具有进一步适用的正当性。基于此,当前应明确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的法律性质及程序转换;同时明确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权;最后可以建立分层动态监控,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被害“单位”是否属于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兼论被害单位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根据现行法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仅指被害自然人,而不包括被害单位。但从理论方面分析,被害单位也应属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应当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义务,以保障其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时应当享有合法权益,当然,其享有的权利义务相比被害自然人而言,存在不同之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 。

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有违程序公正原则,降低庭审效率,不利于现行民事证据规则的推行。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以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的立法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

论行政权限冲突的化解路径——基于冲突理论的探讨

在当代西方冲突理论的视野下,行政权限冲突可分为横向冲突、纵向冲突和积极冲突、消极冲突,并在分析行政权限冲突负功能的基础上肯定其正功能。冲突理论提出以疏导方式化解冲突,在此指导下,内部协调作为行政权限冲突的主要化解路径既有合理性也存在缺陷。借鉴日本的经验,机关诉讼应作为内部协调方式的辅助化解路径,并界定其适用范围,回归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建立立体法律体系。

两大法系中诉之利益理论的程序价值

诉之利益是权利保护资格和权利保护利益 ,它是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规定的法律利益 ,诉的利益具备程序功能。

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实效性的探讨

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保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实效性并不高。一方面是权利救济的非诉讼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诉讼救济的渠道也不畅通。要提高学生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这两大非诉讼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以及扩大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格式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之效力

格式合同纠纷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对消费者而言可能显失公平,偏离协议管辖制度本意。在认定格式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效力方面,有类推适用实体法、修订现行法和加强行政管理三种方式可以借鉴。为完善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应在保留现行民事诉讼法协议管辖内容的基础上,增加限制性条款,设置相应的审查程序,如果对消费者显失公平,就应将该格式合同争议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