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商标恶意维权的反赔制度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84条

商标恶意维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反赔是规制该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商标法》第五次修订草案新增恶意诉讼反赔条款,但其规定过于简单。反赔请求的前提应由商标恶意诉讼扩张至商标恶意维权。“恶意”的认定应以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强调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目的因素,并结合具体个案中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反赔请求的实现方式包括反诉、另行起诉和在确认不侵权之诉中提出三种路径。反赔责任范围中的商誉损害可通过无形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合理开支应包含制止商标恶意维权所支出的必要律师费。需提高举证妨碍制度的适用率以化解反赔请求人举证难、判赔低的问题,减少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率并肯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打击商标恶意维权行为中的积极意义。

社会组织提起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文保组织能够以专业性、地缘性、公益性等显著优势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助力文物事业扎实推进;但目前,其并不具有行使公益诉权的法定资格。鉴于文保组织提起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制度供给和实践经验上尚属空白,在参考环保组织提起环保民事公益诉讼的经验后,发现赋予文保组织公益诉权可能会面临合法原告资格难取得、与行政机关诉权位次关系不明、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有争议、诉讼动力补足性措施缺失等风险。因此,构建文保组织提起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放宽合法原告准入门槛、确定文保组织先于行政机关的顺位设计、允许提出文物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同时建立激励机制以鼓励社会组织行使公益诉权。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在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实施个别清偿极有可能加速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到来,难以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破产法目的。对于这种实践中常见的偏颇行为撤销情形,《破产法解释二》第15条却采取了破产撤销权“否定说”的制度安排,该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信赖利益,却无意中为特定债权人恶意利用诉讼、仲裁等方式“哄抢”债务人财产提供了制度温床。在破产撤销权行使受阻的情况下,有必要在程序法上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寻找救济渠道。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于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采“肯定说”,为破产领域提供了类推适用的解释论空间。基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原理上的相似性,应允许管理人以诉讼担当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对抗已为生效裁判既判力遮断的偏颇性清偿,并通过降低申请人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适当转换,加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及拓宽管理人调查取证权等手段,破解“恶意串通”要件事实证据偏在的困境。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清季同光年间的华洋船运纠纷及其解决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江海航运权渐次为外强所攘夺,西方航运势力开始大举东侵。及至同光之际,华洋船运纠纷层见叠出。就纠纷样态言之,该时期的华洋船运纠纷主要包括租船纠纷、船只载运纠纷、船碰纠纷等。就纠纷之解决来看,列强驻华领事或司法机构在裁处华商华船禀控洋商洋船之纠纷案时,多凭借西律或西方航运惯例曲护洋商洋船;而中国各埠洋务衙门或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华洋船运纠纷之处理,则由于斯时航运规章阙如,无断偿之例,兼受外力之压迫,处处掣肘。当然,在各类华洋船运纠纷中,又以船碰纠纷尤甚。为预防和解决华洋船碰纠纷,清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行船防碰章程,使得欧西各国通行之航运惯例和行船章程得以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新式航运立法之滥觞。

审执视角下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功能定位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上完成了向责任说的靠拢。在功能定位上,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提起及其执行的目的都在于使具备积极性的债权人能够不必依赖债务人的配合而直接从相对人处得到清偿。债权人为了实现自身权益,可同时提出针对债务人的主给付之诉与针对债务人和相对人的撤销之诉、次给付之诉,形成诉的合并。债权人应选择依托主给付之诉的胜诉判决强制执行相对人应当向债务人给付的财产,并视情况提出合适的诉讼请求。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程序设计应当以实体法上的优先主义和“相对无效”的导向为指引,厘清债权人保全相对人财产的原理,并同时关注破产程序和参与分配程序等例外情形。

行政滥诉的诉源治理与理性诉权重构

立案登记制全面实行以来,大量行政案件涌入法院,“不予立案”“驳回起诉”案件数量整体上升,“恶意诉讼”“连环诉讼”“虚假诉讼”等案件类型显现。司法实践中反映出当事人行使诉权不规范、各院司法审查不统一等问题,行政纠纷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大量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致使其陷入程序空转的“泥潭”。在保障诉权与防止滥诉的博弈中,需要厘清“滥用诉权”背后的法理原因。随着诉源治理观嵌入司法审判实践,加强诉源治理,进行理性诉权重构成为行政滥诉问题解决的新进路。

对完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受理费制度的思考——以当事人的诉权保护为视角

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小众类型,我国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并未考虑此类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的明显区别,因而尚未有专门性条款对此类案件的诉讼费用进行规定。在此情形下,不同地区相继出台了一些区域性的收费规定,但彼此差距较大,在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主体认定方面、是否为财产性案件的认定方面、交纳计费的基础方面、非财产执行异议之诉的收费标准方面,均处于杂陈不一的状态,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事人对诉讼的选择和对司法公信的认知判断。执行异议之诉与其他民事诉讼不同,案外人因为他人的执行而被动进入诉讼,败诉方未必存在过错。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兼有财产性和非财产类型且案件类型多样,多数标的额较大,建议明确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同类型案件的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并针对性规定不同的计费基数。同时,变败诉方承担为败诉方与真正过错方(被执行人)共同承担,并完善救济途径,以彰显倡导诚信和对诉讼权利的全面保护。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 。

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有违程序公正原则,降低庭审效率,不利于现行民事证据规则的推行。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以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的立法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

论行政权限冲突的化解路径——基于冲突理论的探讨

在当代西方冲突理论的视野下,行政权限冲突可分为横向冲突、纵向冲突和积极冲突、消极冲突,并在分析行政权限冲突负功能的基础上肯定其正功能。冲突理论提出以疏导方式化解冲突,在此指导下,内部协调作为行政权限冲突的主要化解路径既有合理性也存在缺陷。借鉴日本的经验,机关诉讼应作为内部协调方式的辅助化解路径,并界定其适用范围,回归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建立立体法律体系。

两大法系中诉之利益理论的程序价值

诉之利益是权利保护资格和权利保护利益 ,它是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规定的法律利益 ,诉的利益具备程序功能。

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实效性的探讨

高校学生合法权利保护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实效性并不高。一方面是权利救济的非诉讼保障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诉讼救济的渠道也不畅通。要提高学生权利救济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这两大非诉讼救济制度,充分保障学生的诉讼请求权以及扩大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格式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之效力

格式合同纠纷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对消费者而言可能显失公平,偏离协议管辖制度本意。在认定格式合同协议管辖条款效力方面,有类推适用实体法、修订现行法和加强行政管理三种方式可以借鉴。为完善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应在保留现行民事诉讼法协议管辖内容的基础上,增加限制性条款,设置相应的审查程序,如果对消费者显失公平,就应将该格式合同争议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解读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毋庸置疑,在民事诉讼中需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然而,如果我们不本着客观的态度认真审视诚实信用原则,而盲目地一味扩大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效,甚至将其诠释为实质上授权法官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势必与希望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目的背道而驰。结合司法权理论、诉讼模式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功效等进行系统的阐释。

恶意诉讼问题探析

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恶意诉讼也越来越困扰我国司法实践。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恶意诉讼与滥用诉讼权利、诉讼欺诈都有区别,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遏制恶意诉讼必须处理好限制恶意诉讼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关系。

医疗机构应用《侵权责任法》的思考

为缓解医患矛盾,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利益,针对医疗纠纷诉讼现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对该法实施后对医疗诉讼和医疗机构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和流程;加强医务人员法治教育;持续改进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加强病历管理等。

论环境公益诉讼机制的构建

没有救济就没权利,为了维护公共环境利益,保护公民环境权,有必要对传统民事诉讼进行补充和修正,扩大环境民事诉讼起诉主体资格和受案范围,建立环保法庭,确立新的赔偿原则和范围,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清代妇女民事诉讼权利考析——以档案与判牍资料为研究对象

在“三从”伦理规范的约束之下,作为没有完全责任和行为能力的个体,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受到了种种制约。但在实际的诉讼案件以及判牍、档案资料中,妇女的诉讼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且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了比男子还要优越的主动性。对这种存在与主动性的深入探讨,不但可以揭示清代社会妇女诉讼权利的实际状况,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礼法制度及其司法实践在妇女问题上的契合与分离,以及礼法观念与人们实际生活的结合程度。

性骚扰侵害客体的民法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结合民法人格权原理,分析已有关于性骚扰侵害客体的认识,指出所谓“贞操权”概念本身是男性对女性性压迫的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体现,它与当今社会人格平等的精神相悖,无存在之必要;“性骚扰侵害名誉权”的认识会导致对被搔扰者人格的贬低和被“污名化”;用人格尊严权解释性骚扰侵害客体,难以有效救济被骚扰者受到侵害的权利。而从性骚扰行为的基本特征出发,自然人的性自主权是它侵害的直接客体。文章还指出,职场性骚扰侵害的客体不限于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它还会侵害到其作为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权和就业平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