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域下的童蒙读物比较研究——以《千字文》与《开蒙要训》之比较为例

汉字启蒙教育是"汉字文化圈"存在的先决条件,于是《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策府》、《三字经》等我国传统启蒙读物便走出了国门,成了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童蒙的案头书,并进一步演变、生发,形成了"童蒙读物子文化圈"。然它们最终的命运却不相同:在中土流传的有之;在域外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同时流传的有之;中土、域外均不传的亦有之。文本本身的差异是造成不同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在这里我们以在属性、产生时代、编录内容、编排形式等方面均颇具可比性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为例,由收字用韵、内容层次、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将二者加以比较,考察二者间的异同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结果。

民间对日索赔与东亚和谐

亚洲民间对日索赔,是亚洲各国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及其遗属,以法律为武器、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加害方承担战争责任并进行谢罪赔偿的正义行动。日本政府顽固地拒绝向受害者进行道歉和赔偿,不仅与其追求的"正常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还把其降为政治上的二流国家。在对日索赔过程中,亚洲正义和友好人士的积极合作,已经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只有妥善解决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与受害民族达成谅解与和解,才能促进东亚和谐社会的早日形成。

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族群表述: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多年来,人类学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异文化"研究,并经历了从以进化论为前提将不同民族作"文明"与"野蛮"之分,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提倡族群尊重的演变。如今,本学科又拓展出反思"我族中心"缺陷,向"土著知识"寻找资源来救治现代性的重要转向。由此出发,从族群表述的角度探讨东亚视野中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展拓

域外汉籍研究在近十年来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新动向之一,这一动向的形成有其内部和外部的深刻原因,这些都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呼唤着新的理论命题和新的思考方法的提出。而所谓的"新",来自于对新资料的解读和自身学术立场的反省,由此而有望开始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重新出发。简单地说,就是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本文以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的关系着眼,利用域外汉籍提出五个方面的研究,描述其可资拓展的巨大空间,并指出在事实与理论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东亚政治实践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检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监督选举过程、推动政治参与、强化民主教育等方面。通过考察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的结论可见,东亚公民社会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因素,如公民社会缺乏对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影响力、公民社会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面前无能为力、公民社会的过度动员等,很容易对民主进程造成分裂性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对于制度赤字的转型国家而言,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要更为有效地巩固民主,仍需回归到国家、政府和政党来思考问题。

东亚古典文献呈现模式:辐射、兼容、新畴、演化

东亚古典文献呈现出辐射、兼容、新畴、演化四种模式。辐射,以《西游记》为例,如果我们仅从中国一个国家视野的文献入手,你所能见到的,不过是一个线性的《西游记》文献系列流动脉络,而以日本、韩国、越南视野解读则可以看到学术血脉的连续性、完整性、系统性、变异性等特征;兼容不同于“以周边看中国”的思考方式,它是从东亚看各国,可以客观呈现历史的自然状态。比如申叔舟、新井白石,因此,跨越东亚各国界限,而以“跨文化”视野审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新畴指的是另辟新路,具有创新性,以近年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中与东亚古典文献研究相关项目选题的部分情况分析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所涉及的领域范畴处于严重的“缺位”状态。东亚古典文献演化研究应有三个尺度:宏观史、中观史、微观史。需要打下坚实的东亚特有的古典文献学基础,才可以进入到具体思考的模式,以便寻求到最合适的东亚古典文献的呈现方式和方法。

试论东亚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两种模式

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可以分为紧密共生模式、即时合作模式、政党主导模式和双重虚弱模式四种类型。东亚国家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其中的两种:日本和新加坡表现出政党主导模式的特征,而韩国和泰国则更接近双重虚弱模式。当然,这种静态的模式分类可能会受到日益变化的政治事实的挑战。就未来而言,日本有向紧密共生模式转型的可能,而韩国则有向即时合作模式转型的可能。后一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2017年儒学研究动态综述

2017年儒学研究非常兴盛,除传统儒学研究领域的丰厚成果之外,尚有很多热点,主要包括:经学研究和新经学呼声的出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与经典解释的方法论、家与孝的讨论、东亚儒学研究和儒学的国际化、儒学新形态如企业儒学的出现等。儒学研究中展现出经世致用意识、回归经典的本源意识、探究儒学真貌的整体意识以及最重要的对人本身的关照意识。这些充分体现了儒学生生不息、道无定在的特质,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继承。

敦煌俗字研究方法对日本汉字研究的启示——《今昔物语集》讹别字考

敦煌俗字研究推进了中古俗字研究,拓宽了传统文字学研究的视野,同时还对东亚写本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方法论启示。今本《今昔物语集》保留的俗字,可借鉴敦煌俗字研究的方法,对其考释中的误读误释加以匡正。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今昔物语集》可以为敦煌研究和日本汉字研究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解决前人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幕末维新期日本对外观的嬗替

在"文明触变理论"视域下,近代日本的对外观经历了延续、转捩、定型三个阶段:鸦片战争是开启东西文明碰撞的标志性历史,幕末期日本的主流反应是礼义谴责与海防对策,其对外观正是"华夷观";围绕条约交涉问题,日本主动研习万国公法、评判世界情势,开国期日本的对外观转捩为法与力交错的"公法观",成为日本告别东亚的思想起点;自《西洋事情》至《脱亚论》,从出兵台湾至甲申政变,维新期日本的对外观在思想与行动的对接点定型为"文明观",而甲午战争的爆发则意味着东亚世界的整体裂变。

现代性与台湾日据时期通俗文学论述

现代性与日据时期通俗文学的关系日渐为台湾学界所关注。与大陆学界从都市、女性等角度分析通俗文学与现代性的视野不同,台湾因为特殊的历史境遇,日据时期的通俗文学与大陆有着不同的面貌。为此,台湾学界对通俗文学现代性的论述也颇具特色:(一)古典文学与通俗现代性;(二)东亚汉文与通俗现代性。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连动的东亚与三一运动:持续学习的革命

从全球与"连动的东亚"的视角而言,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起因是因为"三一"的参与者们希望利用国际秩序变动的缝隙,挪用"全球性瞬间",使本国的社会变革能呼应世界史的转型。此外,殖民当局的压迫,也构成了"三一"这一集体性抗争的原因。"三一"的主体、媒介和目标共同组成了"民"的集结经验,而贯穿其中的特点是殖民地条件下的现代性及传统性的并存及其意义的重构。如果说革命不只是指颠覆政权,而是指社会整体的大规模转型,即思想、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和民众主体力量的增强,那么"三一"就可以被视为"革命"。由于"三一"的结果表现为"渐进的、累积性的成就",因而可以称之为"持续学习的革命"或"现在进行中的革命"。

诠释学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试论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诠释思想

黄俊杰"东亚诠释学"建构目标,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为触点和重要理论来源,以日本、朝鲜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为开拓点,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以"经世"为目的,探讨如何在"全球化"或"超国家化"的趋势下,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儒家精神作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资产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这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二)——东北亚国际环境变迁与东北历史的空间

中国东北在历史上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确立之后,所具有的东北边疆、边缘的意义,还与中国传统文化"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地理方位的哲学理念相关。中国东北是具有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特殊区域。1858年是中国东北地域格局发生重大转换的转折点,中国东北的文明诞生、文化移动、民族迁徙的历史具有跨国性、跨区域性的特点。按照流域文明的分布,东北的历史空间可划分为: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大、小凌河流域五大流域文明区。在五大流域的空间中有东胡系统、肃慎系统、濊貊系统、汉人及其他民族等五大民族体系。这些民族在上述五大流域中建立了若干个方国、王国和帝国政权。由于受国家政治倾向和民族情绪及民族意识的影响,东北亚诸国在中国东北历史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历史观。我国当代进行的大清史编修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东北历史与现状研究工程、东北属国研究工程,以及正在进行的各项东北经济振兴建设工程;对东北亚国际环境的变迁和东北历史空间的现实与未来的变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从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开始,东亚国家被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之中。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复杂的。就此从文明的角度,对东亚国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因素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成因及其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论述。

日本近代的文化批判与国家意识

国家意识是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自身定位意识。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是确定日本跻身欧美列强的国家意识。为实现此目标,日本采取批判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明,丑化中华民族的方式。这种文化批判,虽然助推了日本"脱亚入欧"的进程,同时也在日本的国家意识中,植入了近代列强侵略、扩张的基因。二战后,日本虽受和平宪法对政治、军事诸方面的约束,但其文化、精神层面的国家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此乃是战后日本时时有重温旧梦诉求的原因。

朝鲜的地图和东亚

绝大多数朝鲜的世界地图和外国地图均依据国外引进的原图制作而成。原图作者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被移植在地图之中。然而,一旦这些地图被朝鲜人复制和利用,那么东亚就成为朝鲜人所理解的东亚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他们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c)世界观。《疆理图》极好地概述了所有大陆的情况,而利玛窦世界地图则展现了广阔世界的全景,它足够全面以至于将新大陆也包括在内。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朝鲜和日本地图的尺寸大小为我们理解15世纪朝鲜人的立场提供了若干线索。17至19世纪,日本上下颠倒的地图在朝鲜人中广泛流传。而琉球在朝鲜人的记忆中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很多朝鲜知识分子认为荷兰是位于遥远的南海并且积极和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

文明与互鉴:“糯稻文化圈”及其变迁管窥

东亚和东南亚曾是历史上广泛种植糯稻的区域,糯米也一度成为这些地区部分族群的主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糯稻文化圈"。本文以文化圈和文化传播为视角,对"糯稻文化圈"的形成和变迁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梳理,认为,7000余年前,起源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栽培稻极有可能以糯稻为主,之后,随着百越族群和苗蛮族群的不断迁徙,糯稻也逐渐传播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区,渐成为当地一些居民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此过程中也促进了其稻作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亦因糯的种植和食用共享着相同或相类的文化事象和价值理念。大约从15世纪后,因人口流动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原因,糯稻种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断萎缩,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亦不断消隐。作为一种农作物,糯稻种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双重意涵,而"糯稻文化圈"在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日益式微,更让我们体悟到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对"糯稻栽培圈"的再研究,不仅能够拓展"文化圈"理论范式的研究空间,深化认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时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如何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亦能提供实证性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