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居民区家栖鼠综合治理的研究

目的探索爱卫框架下城市居民区家栖鼠IPM是否能提高灭鼠成本效果。方法选有代表性的居民区进行对比试验。对照区参加春、秋季灭鼠,其中一般小区由市爱卫会组织PCO公司承包居民区外环境灭鼠。试验区采取要素全面的IPM措施控制家栖鼠,要素包括监测、行动阈值、勘察现场、综合技术措施、记录、沟通及宣传、质量控制和中期评估。结果对照区外环境盗食率灭前为14.5%,灭后为3.6%-17.9%。试验区外环境盗食率灭前为23.8%,灭后为0-12.4%,RPI为0-76.0。对照区室内粉迹阳性率灭前为31.9%,灭后为21.8%-37.0%,平均灭鼠率为7.6%。试验区室内粉迹阳性率灭前为45.5%,灭后为5.1%-36.2%,RPI为12.8-68.7,平均灭鼠率为63.5%。对照区及试验区灭鼠费用为2 100元及19 441元。试验区使每千户鼠密度降低1%的费用为67.6元,低于对照区71.6元。结论一般小区在经费适当提高的前提下适合开展家栖鼠IPM,高档小区不宜参加类似家栖鼠IPM,其灭鼠单另管理。

抗战后广州清洁卫生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状况恶化,尤其是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市容卫生问题更是日益突出。为了恢复城市原有的活力与生机,促进广州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广州市展开了一系列的清洁卫生运动。为此,专门设立了清洁卫生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制定和颁布了清洁卫生大扫除运动实施办法、检查办法和奖惩办法等多部管理规章。清洁卫生运动的过程大体沿着宣传、实施和检查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展开。

北京西站餐饮业创建国家卫生区前后的分析

目的:调查北京西站创建国家卫生区(以下简称创卫)前后餐饮单位卫生设施、管理水平的变化,评价创卫工作效果。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北京西站2006年、2009年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量化分级水平的日常监督文书和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对相关的因素进行比较。结果创卫前有冷荤食品加工能力的餐饮单位19个(43.2%),创卫后有34个(64.2%),χ2=23.6777,P<0.01。创卫前量化标化均值为67.627 8±5.5321,创卫后量化标化均值为80.179 6±4.481 0,t=-5.5050,P=0.000。创卫前后食品卫生知识知晓率比较,认为集体用餐配送食品不得在10～60℃储存和运输的由53.3%上升到76.6%,χ2=5.452 4,P=0.000。结论通过创卫工作,北京西站餐饮业硬件条件、卫生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有明显提高。

爱国卫生运动的缘起与演变

爱国卫生运动缘起于新中国成立后恶劣的防疫形势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细菌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它更多地是以群众运动的面貌出现,旨在提高个人的卫生健康意识。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爱国卫生运动则成为一项国家治理的综合性课题,包括提升民众卫生健康观念、提升常规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个层面。当前对于新冠肺炎的有效控制正是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水平的根本提升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公社)为重点考察对象

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公社)是集体化时代闻名全国的卫生红旗单位,其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具有明显的典型意义和时代特征。不过,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基础上的,并与历次政治运动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稷山县公共卫生事业因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而最终走向了衰落,但其经验和教训可为今后创新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最新政策文件,为优化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从基本政策工具和政策全周期管理两个维度对2020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及其相关国家级配套文件进行分析。结果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以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43.56%(44/101)和51.49%(52/101);需求型政策工具为辅,占4.95%(5/101)。在政策全周期管理维度上,以政策实施为主,占77.23%(78/101);以政策规划、政策监督、政策评价为辅,所占比例分别为11.88%(12/101)、6.93%(7/101)和3.96%(4/101)。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全周期管理维度上均有覆盖。结论我国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最新政策工具分布合理,紧密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的政策特点,以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且覆盖了政策规划、实施、监督、评价的全周期管理维度,可为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未来还需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

政府间的竞赛治理是否有效:文明城市评比与城市卫生

为达成特定的治理目标,中央政府常常采用各类评比竞赛激励地方政府。本文使用2001-2017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拟自然实验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成效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后,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提高15.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提高6.6%,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降低3.4%。前两者提高是城市垃圾处理投入增长所致,而后者下降则是由于获评后市容环境卫生支出不足。事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和复核具有周期性,其评选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影响也具有周期性。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速度在本省排名位于中游的城市,地方政府对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重视程度最大,因此更有动力增加垃圾治理投入。

卫生何以爱国——国家治理与群众转译因素研究

"爱国卫生运动"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群众卫生运动之一。在其影响下,我国的卫生环境大大改善,文明卫生观念深入广大群众心中。相关主题研究多关注宏观层面的政治动员、治理过程,较少关注到群众个体层面在国家治理下的能动性。基于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角,本文认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是国家与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国家的精心治理为群众构建起"爱国—卫生"的二元关系,包括构建"双网"系统,"先进—落后"评判标准和检查活动等;另一方面,群众基于认同、压力、合理化和关系权力等因素转译"爱国卫生",实现了个体与国家的有机统一。双方持续不断地互动与转译,促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

预防疫情:爱国卫生运动需回归“本位”

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卫生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曾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性和预防性“本位”有所削弱。为有效发挥爱国卫生运动在防控传染病疫情中的作用,需加强组织建设、创新运动形式、加深疫情记忆、有机结合常规工作和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