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激发内生动能、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巩固基层政权、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至今,已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思想认知有待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相关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增强、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相关联领域改革的协调性有待提高、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匹配度有待提高、对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建设的支撑力度有待加大等。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普及常态化的农村现代化培训;加快综合性政策出台,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相关改革的协同效应;因地制宜探索内外联动发展新模式;构建共同富裕原则下治理新格局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优化其发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最终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理论阐析与实践探索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工作和强力引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不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中走过了“共同贫穷”到“部分富裕”再到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接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西方合作经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不同,它以集体所有、资本运行、股份合作为核心特征,在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平衡中契合了共同富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现实诉求。具体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统筹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分配关系,资本逻辑、能人权威、村企合一的纠合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平衡关系以及统筹稳定、发展、开放的关系,以期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实际效能。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强力意志者与“昌耀体”:昌耀新诗的叙述主体和诗体建构

有没有建构现代性主体,是区分新诗与旧诗的要件。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建构了形态各异和内涵丰富的现代性抒情主体与叙述主体,彰显了新诗成就。在中国新诗主体建构谱系中,昌耀新诗建构的是具有主体间性和强力意志的叙述主体,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抒情主体。它们主要是通过“受祭”和“施祭”的“祭祀”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时而以“我”的形象直接现身,时而隐身于“非我”并使之代为发声。与此同时,它们又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冥想性的、糅合的、史诗性的和青铜色的“昌耀体”得以完成和呈现的。尽管存在诸如“刻奇”之类的不足,但昌耀新诗的强力意志叙述主体与“昌耀体”互为动力、相互塑造、彼此成全,具有充盈的现代性和卓杰的独创性。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样本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中国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的重要传导路径。应探索多样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全面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速,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

益智书店与东北新诗集出版

益智书店是东北沦陷时期位于长春(“新京”)的一家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营书店。在著名诗人兼书店编辑李冷歌的努力下,益智书店试图尽量保持出版的独立性,出版了8种新诗集,约占东北沦陷区新诗集总数的1/4。这些诗集不仅包括已成名的诗人选集,还以专集的方式彰显了东北诗人的创作成绩。许多诗集的内容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诗人为保持民族气节所做的精神抵抗,为新诗在殖民统治的严酷环境中的发展赢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因此,无论是就出版史还是就诗歌史的意义而言,益智书店都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世说新语》文体考辨

本文在对《世说新语》文体直观特征加以勾勒的基础上,分别从书名、体例、形制三方面对其形成渊源进行考辨,认为《世说新语》独特文体面貌的形成,来自对子、史两大文化传统的合理继承与大胆创变,它既是六朝文学自觉、文体新变风气下的产物,又呈现出雏形时期的说部努力挣脱史统束缚的清晰脉络。

齐己行年考述

根据齐己诗集《白莲集》以及《唐才子传》、《十国春秋》、《宋高僧传》等相关史料 ,对齐己自唐懿宗咸通五年(86 4年 )至后晋天福八年 (943年 )间的生平行踪情况 ,如齐己的生卒年限和地点、出家时间、寓居荆南的时间以及与郑谷、尚颜、虚中、贯休等文人学士和诗僧的交游情况 。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明代的台阁雅集与怡老诗社

台阁体、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有着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馆阁之臣把文人结社的风气带入禁林,促进了宫廷中宴游雅会活动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比如怡老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的盛行密切相关──怡老唱和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这实际上反映了台阁体影响的深广,也说明明代文坛在台阁雅集盛行时期存在庙堂与山林一体化的趋势。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看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

《新诗集》和《分类白话诗选》是20世纪前期最早出现的新诗选集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新诗翻译与创作的概况和成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诗坛,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并行存在,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使早期诗歌活动收到著译相长之效。

黄遵宪新词人旧诗及相关问题之探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新词入诗之举,古已有之。及至清季,中西接触日益频繁,当时有不少维新派的诗人就尝试将新词应用到旧体诗中,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遵宪新词入旧诗引发的问题有三:其一,黄氏新词入旧诗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其二,黄氏新词入旧诗之得失;其三,新词入旧诗的应用方法及其于当代的意义。

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叶昌炽为近代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政客、史官,更是著名学者。在巨变的时代,他目睹国势衰颓,治学理路不自觉地走向"由旧趣新"的路数,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写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开创了近代藏书研究的先声。该书搜扬潜逸,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创造出"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新颖文体,将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叶昌炽藏书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引领近代以来藏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还带动了"纪事诗藏书家传"的各种后续之作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史上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