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法系违法性认识比较研究——我国刑法中违法性认识的另一种解读

违法性认识是刑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由于受到不同法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三大法系对违法性认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在司法实践的处理则各具特色。通过对三大法系违法性认识问题的比较研究发现,解决违法性认识问题的根本前提就是要厘清刑法(具体规定)及其规范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刑法只能按照普通公民所遵从的最基本道理(“常识、常理、常情”)进行立法、司法和执法。只有基于这一立场,违法性认识的相关问题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常思维”:法学方法论的统领性思维

法学方法论的常识、常理、常情思维即"三常思维",首先具有包含人性内容的实践价值性,即其拱举着现代人性法治与良心法治,并由此引申出一种法治观。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形成且秉持"三常思维"具有应然性。对于社科法学和教义法学的统领性及其对法学方法一元论的支撑,又一道说明着法学方法论"三常思维"的融合性。实践价值性、应然性和融合性使得"三常思维"成为法学方法论的"统领性思维"。最终,"三常思维"凝结着法学方法论的一种学术范式即"融合范式",并引申出一种法学教育观。

数学方法与逻辑推理在理论研究中的运用——以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为例

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主要体现在数量的数学方法,而规范分析则强调依据常识思考的逻辑推理,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对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作用各有其特点。尽管不同时期对某一种方法的运用可能有所倚重,但只有避免出现数学方法的尴尬和逻辑推理的错误或谬误,才能依据正确的理论研究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以及准确地解释某些经济现象,从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杜威的逻辑观

杜威从逻辑研究的对象、逻辑的存在、常识推理与科学探索的区别3个方面来建构其逻辑观。他强调逻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论,他所说的逻辑研究对象是以实际事物为主体和基础的。杜威并不反对纯粹形式逻辑的研究,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从逻辑的自然发生过程与存在状态的角度去理解逻辑与人实际生活的关系。他提出了自认为能统一常识推理和科学探究方法的科学方法,但他对归纳和演绎功能的理解是肤浅的;杜威用模糊的科学方法来替代逻辑,并解释生物的、心理的和历史的经验,形式逻辑的影子在杜威哲学中更加模糊了。而杜威的逻辑取向在其哲学应用于教育改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阿伦特的思之困境及其克服——对平庸之恶的深层思考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指的是恶出于人的无思想、无判断。她认为这种恶要通过思去制约乃至消除。阿伦特对恶的批判的确一针见血,但她关于思的理论建构破有余而立不够。研究将梳理平庸之恶的背景、内涵及克服平庸之恶的“思”,围绕思的困境展开论述,并试探性寻求思之出路。

小学语文课堂运用尝试思想优化思维训练初探

在当前国内的新课改形势背景下,教育部要求在语文课堂上开展思维训练的活动,进而教师需要优化自身的教学方法,从而应用新型的教学理念促进班内的小学生拓展思维以及优化思维方式。教师可以开展尝试性的思维优化教学活动,并通过尝试将思维训练投入实际的语文课堂教学中,以便提高小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当前现代化的教学中开展尝试思想的优化思维教学活动符合新课的教学目标,也有助于当前的教育改革。

从《巴门尼德篇》《形而上学》看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

古希腊人,尤其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在思考问题时遵循的是以承认实体实在为前提的日常常识性思维为基础,以渐渐形成的三大逻辑规律为原则,运用初步成熟的抽象思维方式对具象实体和现象进行考察的思路。但在他们的抽象思维中仍有具象思维的痕迹。

论阿伦特的个人责任

阿伦特的个人责任理论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议题。立足于阿伦特对个人责任在法律层面与伦理层面的区分,分析在两个层面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并重点关注伦理层面个人责任的判断标准与困境,借此剖析阿伦特对康德判断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理解阿伦特思想的伦理关切,更有助于深入思考和探究现代社会的个人责任问题。

教师要超越经验层次上的教育常识

教育常识是教师对教育的一种习惯性理解,是教师之间口耳相传的习俗意义上的教育观点。教育常识在日常生活范围内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一旦超出其适用范围,就会遭遇到"惊人的变故"。教育经验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获得的从事教育活动的有效知识、技能以及情感和情绪体验。教育经验乃是教师个体对教育活动的常识性理解。教师要超越教育经验层次上的教育常识,就要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尤其是要培养反思和批判的意识与能力。

回归与重述:论我国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使命——从无证收购玉米个案展开

从无证收购玉米案这一个案展开对我国经济刑法的检视,发现我国经济刑法中存在立法上重公轻私的倾向、司法中对民营企业的适用罪名更多、民营企业(家)犯罪中大部分是经济犯罪等诸多问题。刑事立法和司法在某些情况下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反而带有羁绊性,这有着规范层面和事实层面的多重原因,如社会危害性因素考量中包含意识形态成分、刑法弹性条款易于出现违背市场客观经济规律的适用、刑事司法中存在背离"三常"法治观的情形。要想发挥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给予国民以最大安全感的作用,则需刑法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树立理性的经济刑法观,回归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最初使命,即保障市场交易自由,助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