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赋诗与刻石流传——以唐代为中心

集会赋诗场合下的作品有时会以刻石的形式流传。根据刊刻时间与刊刻动机的差异,刻石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留念型刻石和追念型刻石。集会赋诗刻石作为纸本集会诗集的延伸,展现了集会诗文早期的流传形态,但也由于石刻载体的特殊性,呈现出与纸本集会诗集不同的特色。集会赋诗刻石虽然失去了可移动性,但却成为具有展示意味的纪念景观,带动了诗歌与风景的共生共存。集会赋诗刻石文本的著录与流传,反映了物质性与文本性交错的复杂面貌。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耆夜》一篇,讲述了武王八年出师戡耆(黎)大胜之后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景。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叙述了简文给我们展示的西周初年庆功典礼"饮至"的内容,正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

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诗中有诗"现象是指在诗篇结构内部组合有其他的既成诗篇。《诗经》的这一现象根源于当时诗篇在单位形态上具有的灵活性、相对性特点,并且关系到《诗经》诗篇在形成、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情形。"诗中有诗"现象与《诗经》学史上的"赋诗断章"、正考父校《商颂》、《武》诗篇章构成、"孔子删诗"等问题密切相关,关注这一现象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松江几社与云间词派

晚明时期 ,松江地区出现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文社———几社 ,它除了聚集文士研习制艺举业之外 ,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云间词派的生成和兴盛与几社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1 )几社浓厚的诗酒唱酬风气是滋养词学的绝佳土壤 ,云间词派是几社的衍生物 ,而词派生成后又与几社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2 )几社领袖陈子龙在云间词派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几社与云间词派有较长时间的重合存续期。几社为词人提供了一个赋词唱和、切词艺的最佳场合 ,为储备、培养词学人才提供了一个基地。云间词派对松江府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 ,促进了江南环太湖一带词学的兴盛 。

华林园宴饮赋诗考

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皇家园林,华林园(本名芳林园)在将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作用。西晋晋武帝的华林园聚会已成为文坛佳会,但华林园的本来面目还没被世人所详知。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补不足。

中国近现代歌曲创作史中一个特殊仅见事例——试议萧友梅与易韦斋合写歌曲中的词曲结合问题

萧友梅和他的《今乐初集》,是中国现代作曲家出版有创作专集的第一人与第一书。且他创作歌曲数量有近百首之多,更应重视。但他不少歌曲却出现了词曲之间的明显错位,唱来不顺不畅,词意不明,产生“词曲分离”现象。笔者以为是先有谱再由不懂西洋音乐风格的旋法与句法的易韦斋“填词”的结果;因缺史料实物(如日记、原始乐谱、手稿、草稿等)佐证,故只属“猜想”。虽有数例浅析,尚待深入探讨。

论唐代的献诗

在唐代,献诗大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具有讽谏性质,另一种则是歌功颂德之作。有官职的人献诗为依例上奏,无官职的人要投匦上奏。人们热衷于献诗,是因为通过献诗可以得官或得到高名。边将献乐往往选取或截取当时著名诗人的诗作作为歌词,其歌词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献诗则是诗人一时之作,歌颂之作较多,文学性往往很差。

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从《度曲须知》看明末吴方言的语音特点

《度曲须知》是明末沈宠绥的曲律专著。其主要内容是讨论南北戏曲歌唱中念字的格律、技巧和方法。同时书里也谈到了如何"正吴中之讹音",它们涉及到当时吴方言的语音特点,对今汉语语音史和吴方言语音史的演变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作歌”

杜甫诗中题"歌"之作,共30题45首。其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体式上的主要特点有:篇章每首八句,句式以七言为主。协韵为前六句后二句转韵格式。或前六句叶仄,后二句转平;或前六句协平,后二句转仄。或前六句后二句仄声转韵,或前六句后二句平声转韵。在结构上,每首"首二领意,中四叙事,末二感慨悲歌",以"呜呼×歌兮"唱叹结束。前四首均以隔字反复开篇。该诗体现出"随声随写"边唱边写的创作过程,为"七言八句声诗体"之创格,或承吴地白纻舞曲和清商乐吴声西曲的歌唱传统,可谓是江南吴歌文人化的产物。对这一现象的尝试性分析,有助于理解"乐府声诗并著"的特点。

画眉楼上愁登临——宋代女性楼意象词与男性闺音楼意象词比较

比较和分析两宋时期楼意象词的两类词人及作品,认为"闺音原唱"(作者为女词人自身)楼意象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而深刻:闺中思妇的孤寂、愁苦、怨艾、无奈,亡国宫女及被掠民女的思君爱国、慷慨贞烈,底层歌妓的爱情追求、辛酸绝望;而"男子作闺音"楼意象词内容单一,情感看似浓烈实则肤浅:楼中女子的浓情蜜意;独守闺房的思妇情怀;盼望与失望的情感交织。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宋代集句诗“以词为诗”现象梳理及诗学意义

吴致尧、陈造、闻人祥正、胡伟、史铸、陈毕万、李龏等集句诗人的集句诗中有"以词为诗"100余条,引用了晚唐五代花间词或本朝宋祁、二晏、张先、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朱敦儒、李清照、张孝祥等著名词人的词句。将此现象纳入整个宋代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视野来分析,"以词为诗"正好丰富了"以诗为词"的内涵,同时也看到词的地位不断提升,诗词渗透的倾向以及对宋代宫词的影响。

清时对钗黛形象的阐释研究——钗黛形象接受史研究系列之一

清代评论者对钗黛形象的理解与阐释,是《红楼梦》无限发展的接受链条上的第一环,他们对钗黛形象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人理解的基础;他们对钗黛形象理解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以及在评论过程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心态,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的诗法研究

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与"点铁成金"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宋代诗歌注释者赵次公在《杜诗先后解》中从用典之法与体格句法两方面总结了江西诗派之祖杜甫的诗法。用典之法包括对字、语、势、事的分析总结,其中的用事又包括专用、借用、直用、翻用、用其意不在字语中、展用、倒用、抽摘渗合而用、用方言之稳熟、用事之祖孙、暗用、叠用、化用、贴用、承用、用俗语常语等方面。体格句法包括了对诗体、诗格、通义、对仗、倒装、句眼的分析研究。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以彼无限景 寓我有限年——论苏轼贬惠期间的“仙居”生活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把苏轼贬居惠州的一段时光称之为“仙居”,并以之名章,但究竟内容为何,语焉未详。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笔者以为,苏轼在地方官员庇护下所居合江楼时光以及与王朝云的风流缠缱的爱情、与友朋的诗酒唱和、抄书题品、种药浇蔬等赋闲生活是构成其仙居生活的主要内涵,这些也表现出苏轼一洗尘念,寂灭万想,物我两忘、潇洒自任的超旷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