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诗歌修辞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

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是一部体系科学、材料翔实、方法科学的学术著作。作为断代史与文体(语体)史相融合的中国修辞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段著对唐诗修辞史的研究是基于对唐诗中的修辞现象及其发展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以唐诗中各种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考查唐诗中各类修辞手法和言语风格在不同时期、诗体、流派、题材的唐诗中的特点、变化和影响,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唐诗中比喻运用、句法修辞、言语风格等修辞现象,探讨唐诗修辞在诗歌修辞史中的特征、地位和贡献。

以史为诗:山右遗民傅山的自我写照与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傅山学养深厚,在清初“诗史”观念复兴的背景下,傅山没有笼统地接受前人的文学思想,而是有选择性地继承,他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强调“真”“实”之观念与“诗”“史”之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诗史观,拓展深化了“诗史”这一诗学观念。咏史诗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思想表达,是傅山诗史观的文本表现形式,诗中的历史人物是其自我写照。背后的文化氛围和遗民心态则始终是影响傅山诗史观形成的因素,贯穿于傅山的文本与思想中。

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明诗第一”之议的批评史意义

在明清文学批评当中,谁为明诗第一人是一个引起颇多关注的议题。明人因为身处同代,往往针对某一特定时段而言,未就一代诗史作总体评判,其间更多体现批评者的当代意识。清人从检讨一代诗史角度出发,真知与偏见互为交错,扬抑之间,将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等排除在一流诗人之外,而以高启、刘基为明代诗歌的杰出代表。明清批评家围绕“明诗第一”话题做出选择背后,反映的是诗学统系意识、宗法观念等方面的分野,以及对明代诗歌经典作家认定的分歧。由此体现在明代诗学批评当中,“第一”话语也成为明人进行诗史建构的重要观念。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民国诗学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在中外学术交流融合的背景下,民国时期产生了大量关于“诗学”的学术著作,标志着中国诗学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西新旧诗学都融入了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民国诗学对中国文学传统既有继承,又有超越。这种学术上的“超越”主要表现在新旧融通的诗学理念、由创作论向本体论的拓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理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学术语言四个方面。民国诗学处于从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重要转型期,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多重视角下的史论结合——段曹林《唐诗修辞史研究》评介

段曹林《唐诗修辞史研究》是多重视角下史论结合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微观视角诠释了“唐诗修辞史”这一核心概念。该著还从宏观视角,结合文学、美学等做了跨学科探究。对背景、基础和动因的特别重视,是该著史论结合的一个具体体现。

“史”志不渝:红色诗词开拓大学生党史教育新路径

红色诗词是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诗词又是党史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使古色古香与兴国安邦并存于党史中,为党史平添了几分艺术色彩。将红色诗词融入大学生党史教育,即从专业学习、专题学习、校园文化活动和环境建设等多层次、多方面地开辟大学生党史教育新路径,不但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党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而且还可以使青年学生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试论元好问诗学中的“诗史”意识

元好问的诗学思想与“诗史”内涵具有深刻联系,他在诗学论著中推崇杜诗用典的广博严谨,倡导诗歌叙事与抒情功能的统一,主张诗歌语言的温柔敦厚与情感的含蓄蕴藉;具体体现为将学杜的经验总结为“学至于无学”的诗学理念、追求主客观之“真”的诗学观及倡导“风雅”正统的“辨体”意识;他的诗论主张,为诗歌表现情性、反映现实的方式提供了正确路径和理想范式。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

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价值及路径

红色诗词伴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过了百年历史,记录着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勇毅前行的光辉岁月。红色诗词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与丰富的历史资源,在开展“五史”学习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有助于人民群众增强历史自信、抵制错误思潮,并自觉担当起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五史”学习教育的载体,提升“五史”学习教育的效果。在推动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红色诗词的优势力量,从整合现有资源、凝聚育人合力、创新教育方式、拓宽教育平台等方面积极探索红色诗词融入“五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路径。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乐府研究特色及其学术渊源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近代乐府学的重要成果,在乐府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也奠定了萧涤非在乐府学史上的地位。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作为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之后的近代乐府断代史,其乐府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乐府观方面,提出“乐府创诸体”的独特观点,肯定各类乐府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综合性、多视角的作品解读方法,深入挖掘南朝乐府的价值和特色。《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体现了萧涤非师从黄节的学术渊源。无论是在汉代民间乐府的分类,对“清商三调”“相和歌”的认识和作品的解读上,抑或是学术精神上,均可窥见萧史对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的吸收。黄节、萧涤非作为“九江学派”后学,其对民间乐府的研究和重视反映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范例。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佛化生日:诗词创作及其佛教文学史意义

中国特色的民俗佛教,内容极其丰富。其中,与古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事象之一是佛化生日,它主要指以佛事活动来庆贺的生日(包括冥寿)。就古典诗词创作而言,大致可分成两个时段:一是南北朝至唐五代,二是宋元明清。前者庆贺对象多聚焦于帝王重臣,后者则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并形成了经久不衰的三大人伦道德主题,即人臣之忠、家人之爱、师友之信。而该类作品在佛教文学史上的突出意义,重点体现在两个层面:从生死观言,虽以佛教为中心,却可兼容儒、道;从题材言,则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佛教生活和信仰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