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佛系青年”文化现象的反思与解构

"90后佛系青年"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社会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并且呈现固化态势。青年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90后高校佛系青年"群体作为青年群体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学业、就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压力和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危机,这些必须引起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警惕,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对待事物应该一分为二看问题,切不可对"90后佛系青年"抉瑕掩瑜,"90后佛系青年"身上体现的"善"的特质须加以肯定。"佛系青年文化"与"丧文化"虽表象特征相似,但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既不热衷也非不作为"中立的处世观,后者则完全是"既不热衷更不作为"消极的避世观。

从反叛到回归--克鲁亚克的信仰之路

要全面把握克鲁亚克的作品,就先要对其作品背后的宗教情结予以必要的了解。克鲁亚克一生都在为信仰的选择而困惑,天主教和佛教在他内心不同时期的的纠葛和矛盾不仅是他人生追求和创作的原动力,也曾带给他的灵感和启示,成为理解他作品的关键。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家可出否:儒家伦理与国家宗教管控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直被尊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有众多儒家之伦理被逐渐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法典之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之外尚有释、道等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流传。以外来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为例,其与儒学曾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后者对前者"毁人伦"的批评。作为被"儒家化"的历代王朝法典,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与宗教管控有关的部分,自然也表现出与儒佛冲突相对应的一些对佛教的限制(而非禁止)。如《大清律例》中,这样的律文主要有"称道士女冠"、"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僧道拜父母"三条,从唐迄清,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三个条文有所流变、损益,但其限制佛教的立法意旨始终一脉相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这种"限而不禁"的国家宗教管控政策中发展演变。

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其统治阶层是由蒙古族为首的多民族贵族的联合体组成。其治下各民族皆有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当时佛教的禅宗和吐蕃佛教与道教中全真教派曾获得统治阶层的支持提倡而先后风行一时，它们之间又曾发生剧烈的矛盾和冲突，并由蒙古统治者出面主持了两教的大辩论，尽管道教辩论失败，但是道教在元代仍得到宽容，自然流行。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是元代文化一个鲜明的特点。

晚清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

晚清时期 ,宗教和强权因素使基督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基督教会因得到列强的保护 ,冲突的结果是惩罚反对基督教的僧民 ,僧民对基督教会赔款 ,转让庙产。这使许多人背离佛教 ,加入基督教 ,佛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虽然夹杂着一些文化因素 ,但本质却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佛本斗争的内在原因探析

佛教传入西藏的具体年代及其与本教斗争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佛教在 西藏的传播是历史的选择,佛本斗争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

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当然也体现在与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本文从佛教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性出发,论述了两者的冲突,特别是在有关“家”、“国”、“忠”、“孝”等观念上的冲突,并论述了佛教如何与传统法律文化融合的过程,以及中国化佛教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舟曲藏族的年节习俗研究——以黑峪沟为个案

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对舟曲藏族的年节习俗进行了详实的清理和描述,揭示其深厚 的民俗内涵,并对舟曲藏族的来源、历史、宗教等做了必要的探讨。

蒙元时期佛道之争新探——以盘山北少林寺为中心的考察

蒙元时期的佛道之争集中表现为公元1255年、1258年和1281年的三次佛道辩论,盘山北少林寺作为卷入其中的寺院之一贯穿事件始终。笔者认为,从寺院这个切入点重新分析佛道之争,可以厘清以下几点细节问题:一、蒙元时期佛道之争的酝酿期,早于全真教的全盛期;二、佛教不能顺利收回寺院的原因之一,是全真教道士不愿归还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寺院;三、佛教一方争取寺院的深层目的,在于曹洞宗欲借接管寺院之际,扩大自己的势力。

浅析早期佛教中国化现象──试用若干社会学理论阐述

佛教东来两千年,已经内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传入伊始,佛教并不被广泛接受。究其原因,佛教在进入华夏大地时还保留着较多南亚文明的特点。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佛教与东亚文明在价值观念方面屡有冲突。但在佛教缓和并解决一个个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佛教也逐渐"中国化"了。

丰都“鬼城”形成中的文化内涵

四川丰都“鬼城”民俗说法中浓厚的迷信内容只是表层文化。在深层中包含着另两种文化内涵 :道教与佛教既互相排斥 ,又互相融合 ;汉语“隐实示虚、设难成趣”机制既导致迷信 ,又是破除迷信的重要手段。

宕昌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来源探析

近年来,甘肃省宕昌地区发现大量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洲塔、韩雪梅等学者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考证宕昌地区苯教古藏文写本来源,推断在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吐蕃控制"唐蕃古道",并占领宕昌在内的陇右地区,为达"佛苯之争"后"兴佛抑苯"的目的,将大量苯教徒流放到宕昌地区。宕昌地区发现的大量家藏苯教古藏文写本,正是这一时期被流放的苯教徒所带来的,现今的宕昌地区苯教传承者也正是其后代。

民国时期河西地区佛教衰落原因探析

河西地区佛教信仰历史悠久,但步入民国后,在全国佛教衰落的大背景下,河西佛教也面临生存发展的困境。通过对河西佛教寺院情况;如僧人素质、数量;封建会道门情况;民族、宗教矛盾;民众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对民国时期河西地区佛教衰落的原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理论、身份、权力:跨文化传播深层冲突中的三个面向——以汉传佛教在华传播为例

冲突与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两大旋律,冲突既是融合的阻力,也是融合的动力,什么样的冲突往往造就什么样的融合。佛教在华传播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先后经历了深层次的理论冲突、身份冲突、权力冲突。在理论上,儒释道围绕各自价值观念展开公共辩论,为三家理论的调和奠定了基础。在身份上,佛教曾困于自己的外来身份,然而它与胡的身份纠缠既是民族认同的力量,又成为了佛教传播的契机。而权力上的冲突则最终规范了儒释道的功能分区,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传播秩序。

佛教经论中对“尧舜”诸贤之述评

孔孟推崇上古之"尧舜"诸贤,奠定了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先河。尧舜诸贤自然而然就成为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符号,以至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在文化建设与宣扬中都以尧舜诸贤为精神标杆,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以致异域文化、外来文化欲立足中华大地,必须与尧舜诸贤之文化精神取得一致。佛教之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调适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亦经历了这样的历程。从中可见,尧舜诸贤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在中华文化发展、传承、融合、创新中发挥了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今昔物语集”及日本中世的孔子故事--礼赞与讽刺之间

本文以『今昔物语集』和日本中世典籍中的孔子说话为研究对象。指出『今昔物语集』中的孔子像有着礼赞与讽刺的二元冲突,一方面对孔子所坚持的理念进行了讽刺,而另一方面则对孔子处处使用敬语表示尊重。而其后日本中世纪典籍中的孔子像则大多以垂迹的方式被划入了佛教的怀抱,成为了佛教菩萨的化身,从而化解了日本孔子说话中自身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这一文学现象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儒家、道教的中国本土文化,乃至神道教日本的本土文化从对立、并存到融合的一个文化发展轨迹的反映。『今昔物语集』则是这一现象的分水岭。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当代台湾佛教史学论述及其思想诠释冲突

本文是关于1987年以来台湾本土佛教史学与思想变革诠释问题的探索。当代台湾本土的现代佛教史学研究环境，虽曾历经长达38年（1949～1987）之久的戒严体制的压抑，但是因其确能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接近同步，所以自解严以来的当代台湾现代性佛教史学研究，虽无如胡适或印顺等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的著作相继出现。而其中的相互诠释冲突，也相对激烈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