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英祖朝政局与《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经筵进讲——以“荡平策”讨论为中心

1724年,李吟以王世弟身份成为国王,即朝鲜王朝英祖。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力图通过推行“荡平策”以消弭党争和维持政局稳定。但随着局势发展,荡平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此过程中,《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用于经筵,进讲时英祖君臣对“荡平策”讨论的变化,恰与英祖朝政局之发展相吻合。《纲目》在朝鲜英祖朝经筵进讲之过程,及其与英祖朝政治的互动,既源于以《纲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力,也源于《纲目》被视为史中经,具有明正统、昭鉴戒之功用,恰与英祖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明纪编年》与朝鲜英祖朝经筵

《明纪编年》十二卷,题钟惺撰、王汝南续补,或是假托钟惺之作。《明纪编年》在清初被刊刻后,获得广泛传播。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明纪编年》遭到禁毁。该书传入朝鲜王朝后,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的经筵教材。尤其英祖时期,君臣于经筵中研读和讨论《明纪编年》,内容包括选贤任能和改革弊政、阐述为君之道、讨论朝鲜王朝弊端和评价崇祯君臣等,目的是以史为鉴。《明纪编年》在中朝之间影响的差异是当时中朝不同政治状况的反映。

朝鲜王朝对明朝先皇宾天的礼仪回应与外交表达

朝鲜王朝建国后主动纳入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对明朝“至诚事大”,礼仪一遵中华正统,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先皇宾天服丧礼仪谨遵明朝丧礼服制。朝鲜王朝为永乐帝服丧期间,确立了“闻丧即举哀”的礼制规则,修订举哀、成服、举临、释服的基本仪注。但在后世遵行期间,为避免明朝对朝鲜获知大行消息渠道的外交误会,往往在讣告公文到达王京日才行“举哀”礼,体现了“礼仪从权”的外交考量。朝鲜王朝祭奠明帝丧礼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洪武至正统期间,朝鲜朝对明帝宾天的祭奠是草创成文与规范遵行,取法中华礼制,履行藩国义务;成化至正德期间,朝鲜朝对明帝的祭奠是流于程式、偶有敷衍,力图弱化明朝影响力,王权自主性意识增强;嘉靖至天启期间,朝鲜王朝在“宗系辩诬”和“壬辰倭乱”中获得国家利益,对明朝先帝的祭奠政治色彩浓厚,更重外交表达。朝鲜王朝对明帝的祭奠思想文化,根源于程朱理学在朝鲜朝的逐渐独尊,朝鲜朝士人视明朝为理学之正源,“士林派”在祭奠明帝宾天中的文化认同感逐渐增强,最终汇流为明清鼎革后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意识。

范祖禹《唐鉴》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

“他者”眼中的“馔飨”——论朝鲜《燕行录》所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国家形象塑造之关联

《燕行录》中记载的中国饮食文化与作为“他者”的朝鲜使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关联。出使沿途所见明清中国的“馔食”,是朝鲜使臣对彼时中国形象认知的“透镜”;参加的各式“宴飨”,也是其与中国人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在其他民族语境中建构中国形象的一种认知体系。从中国饮食文化的角度,使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朝鲜使臣眼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朝鲜北学派“和谐”思想论析

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王朝统治日渐腐朽、各种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同时又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北学派先驱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提出"北学中国"的倡议,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上坚持传统儒家"和而不同"、"包容并蓄"的思想理念,在经济上提出"利用厚生"发展生产的务实主张。以大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科学技术等方面来"和谐"朝鲜王朝各种社会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朝鲜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

《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后,由官方主持纂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这部官修史书以汉文字仿中华传统史学正史体例纂修,记述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对高丽诸王事迹及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载录颇详,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无论修史模式、体例编排、撰作主旨,还是参修者的历史观念、著史原则,无不深受中华传统史学影响。《高丽史》纂修展现了十四、十五世纪朝鲜史学与中华传统史学之关联。

朝鲜王朝对清观之演变及其根源

相当长的时期内,朝鲜王朝并不把清朝视作"中国",因为他们所认同的"中国"是明朝。他们深感"胡无百年之运",有强烈的现实忧虑,文化上不认同清朝。英祖、正祖时期所出现的"北学派",虽然强调认清现实,倡导向清朝学习"利用厚生"之学,但依然不将清朝视作"中国"。近代以后,为了应对西方列强与日本的侵略,朝鲜要仰仗清朝,政治上,方将清朝视作"中国",但文化心态上依然不认同清朝为中华。影响朝鲜对清观的原因可以从历史、文化与政治三个维度进行考察,现实政治的需要,乃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根源。

18世纪朝鲜实学派“北学”及重商思想论析——以朴齐家《北学议》为中心

朴齐家(1750—1805),号楚亭,朝鲜实学派思想家和社会改革论者,是18世纪后半期朝鲜实学流派——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围绕其代表作《北学议》等著述,对其中所包含的"北学论"及重商思想试作粗浅探析。

朝鲜王朝文士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考述

陶渊明不仅影响中国的诗人,而且影响邻国的诗人。考察《韩国文集丛刊》正续编,可知朝鲜王朝文士申钦、金寿恒、李晚秀、赵荣袥、洪奭周、洪仁谟等六家有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作,这是研究陶渊明域外接受状况的奠基性工作。

燕行使者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认知变迁

清代燕行使者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重要内容。燕行使者在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于政治制度、市肆商业经济、文学艺术及医药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全方位再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样态。从“小中华”意识到北学思想的影响,中朝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主客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交流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偏差。结合域外的全新视角审视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揭示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心态及社会变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下清代东北社会文化从单一封闭到多元互动、从排斥反抗到融合共生的发展过程。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从抵牾走向认同--清代朝鲜使臣燕行诗中的盛京书写

“燕行录”是清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所作的使行记录,它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是丰富而珍贵的东亚汉文文献。清代盛京作为出使途中具有“历史—地理”双重特殊性的城市,在“燕行录”中的相关书写历来与东亚格局的变动相关。贯穿两百余年的使臣盛京燕行诗书写,形成“燕行录”中的典型文本,完整、鲜明地投射出朝鲜对清意识的递嬗历程。借此不仅能够勾勒出清代盛京书写嬗变脉络,追溯其流变历史动因,也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因素,以文学的视角还原清代中朝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变化与发展。

明代朝鲜同女真人的交往——基于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交往的视角

明代朝鲜同女真人之间有着长期且频繁的交往,其中咸吉道、平安道等朝鲜边疆地带凭借其地缘优势,成为串联起双方交往的纽带,同时也是朝鲜方面对女真人开展交往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朝鲜通过“边疆地带”开展同女真人的交往,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意图既可以使朝鲜在对明朝的外交以及同女真人的“私交”上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女真人彰显其“小中华”的光辉形象。朝鲜与女真人交往的实质是明帝国的外藩属国与帝国的边疆部落之间发生的交往,其违背了“人臣无外交”这一古代东亚世界的政治法则,而明朝也适时且有节制地进行了干预和遏制。

《贞观政要》在高丽和朝鲜王朝的政治影响

高丽初年,《贞观政要》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重视,高丽国王令大臣对其进行注解,后来多次用于经筵。朝鲜王朝时期,《贞观政要》更受青睐,成为国王经筵进讲的重要书籍,并被注解、刊印。英正时代,《贞观政要》成为帝王教育的教材,英祖和正祖借其讨论君臣之道、评价贞观君臣,以反思朝鲜王朝存在的问题,将书中的“任贤”“纳谏”等治国理念用于指导政治实践。《贞观政要》在朝鲜半岛的际遇,既源于贞观之治的影响,也与英正时代的政治诉求有关。

犯禁之举:明代中期中朝弓角贸易问题述论

弓角作为造弓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是重要的军需品,其主要作用是增加弓的强度和发箭的速度。由于朝鲜士兵在作战中惯用弓矢,而各类弓角之中,水牛角用于造弓质量最好,但朝鲜不产水牛角,只能通过与明朝贸易获得。明朝对弓角的交易多有限制,只允许朝鲜每年收买二百副,因无法满足需求,故朝鲜方往往由赴京使臣通过私下收买或互赠礼物的方式犯禁获取弓角。明朝虽明令禁止潜贸弓角,但因与朝鲜关系密切,所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尽管弓角贸易多是犯禁之举,但对中朝双方而言则有利有弊。

仁君·才士·烈女——朝鲜朝杂录《慵斋丛话》中的中国人形象

朝鲜朝前期文人成伣的杂录《慵斋丛话》具体生动地塑造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有情有义的仁君形象、访朝明朝使臣才华横溢的才士形象以及中国女性完美而贞烈的形象。这些中国形象既继承了朝鲜初期塑造的正面中国形象,也有所创新,表明作者成伣及其所属勋旧派文人集团关于明初对朝政策、两国文化外交活动等的记忆和体验,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对中国政治、文化认同,加深了对中国人的感情。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邻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安全之地,诗书之国——17世纪朝鲜野谭集《於于野谭》中的中国形象

17世纪朝鲜野谭集《於于野谭》将中国描绘为安全的容身之所、文明的诗书之国,这源于长期历史过程中朝鲜民族对华集体记忆与想象——灾难幸存者多次在中国获得救助、文人积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也与作品形成的历史语境有关,即16世纪末两国在壬辰战争中合作抗日,增加了朝鲜民族的对华信任,增进了朝鲜文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於于野谭》中的中国形象表明,在朝鲜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想象中,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