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刑事诉讼法专业术语之误译及省思——以“indictment”及“information”为视角

“indictment”与“information”属于同义词,适用条件不同,译法有别。美国刑事诉讼法中的“indictment”宜译为“大陪审团起诉书”;“information”宜译为“检察官起诉书”。英国刑事诉讼法中的“indictment”宜译为“普通起诉书”;“information”宜译为“简易起诉书”。由对此二词的翻译可见,我国学界对英美刑事诉讼法专业术语的翻译存在翻译错误、以偏概全、无区分度、有违美感原则及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主要缘由在于译者缺乏问题意识及翻译机械、教条式,也同学科壁垒有关。译者应恪守正确翻译观,践行科学精神,提高综合素养。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成就斐然,但直至今日防止滥用诉讼职权和诉讼权利的诉讼基本原则及其对应的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以被追诉人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刑事诉讼现代化尚处于"进行时态",契约精神也处于缺失状态,却需要应对协商性司法的现实问题,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适时确立极为必要。站在现代刑事诉讼的立场上强调我国国家诚信的同时,也要一并重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诚信。我国今后的刑事诉讼立法中除了尽快在总则之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外,还需要完善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与庭前会议中的证据开示义务,需要严格界定侦查权限,赋予公安机关等诚信义务,需要法官更多地本着诚信行使自由裁量权,尽可能恪守诉审同一,需要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对严重背信的诉讼行为宣告无效。

论刑事诉讼的游戏精神——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及其诉讼意义

约翰·胡伊青加的游戏理论为刑事诉讼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以之考察人类历史上几种主要的刑事诉讼形态,可以发现,尽管每种刑事诉讼中的游戏因素多少不等,但对平等竞争、公平竞争之游戏精神的体认则是西方现代刑事诉讼的共有特征。与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不相适应,游戏精神在中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都较为淡薄,因此,着眼未来,我们必须充分考量刑事诉讼的游戏精神。

浅议刑事和解的契约精神

刑事和解是通过被害方与加害方缔结协议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新模式。契约性是其本质属性,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贯穿其中。刑事和解体现的契约精神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契约精神:一条纵贯当代刑法的思想红线——严格施行新刑法别论

以罪刑法定为灵魂的现行刑法典既是对公众也是对司法者的约束 ,从本质上讲 ,它是立法者与守法者之间的特殊契约。就一份有效“契约”而言 ,既然司法者的责任只在于保证契约的履行 ,帮助实现“当事人”的意志而已 ,那么 ,司法者必须在新刑法的实施过程中强化契约意识 ,严格适用、从严解释、公正中立。

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文化根基

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有着坚实的文化根基,即人权理念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价值基础,民主宪政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社会基础,契约精神是现代刑事诉讼生态的思想基础。中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在不断推进制度改革的同时,应当不断夯实其文化根基。

刑事诉讼本科教学要传播人文精神——以落实“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为主的分析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中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要在批判传统中传播人文精神,要克服有罪推定与单一化的打击犯罪,聚焦人权问题,突出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突出要通过明确人权内涵、区分人权存在状态、凝练人权的基本范畴而在授课中自成系统,要通过选取正反两方面案例材料来印证,要增加必修课课时、增设从历史切入的国外刑事诉讼选修课来落实。

论契约精神与刑事法的融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民众参与意识的日益推动,传统的公法、私法界限正变得模糊,出现了公法私法化的倾向,而在这种倾向的主导力量中,契约精神下的主体意识自由、平等及信诺的理念正不断渗透到刑事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以"自由选择和合意"的刑事契约为本质,真正实现参与者的主体性,保障了程序的民主自治精神。同时,中国传统的合和文化与和谐社会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及刑法谦抑精神恰恰为刑事契约的理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由大宪章》对英国早期宪政的作用及影响

《自由大宪章》是英国13世纪的重要宪政里程碑,也是近现代宪政的历史基石。从现代法治观点看,它仍有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诸如其政治契约观念,对人权的确认保障,君权有限的观念,对正当程序的规定和对议会制度的作用等。对大宪章在英国宪政起源上的各种作用、影响作点思考,会给我们的宪政建设带来不少启迪。

从程序主体性看刑事诉讼中的契约行为

契约只有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才能进行,是刑事诉讼中之所以能够存在契约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本文主要是从被告人和被害人如何处于诉讼主体地位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具体要求的角度来论证这一前提。最后,对我国相关制度的现状以及立法改革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论刑事诉讼契约的缔结

长期以来契约一直被禁锢于民商等私法领域,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公、私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衍生出了一系列共通的价值准则和评判标准。虽然刑事诉讼法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法、刑事诉讼也是公权力主导的领域,但这并不代表刑事诉讼领域完全不存在契约理念及其方法论的生存空间。恰恰相反,契约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合作、效率等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同样被奉为圭杲。通过以博弈论的视角对刑事诉讼契约的要素进行分析解构和对国外刑事诉讼契约模式的引鉴,可以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从刑事诉讼的目的看刑事诉讼中的“阳光交易”

契约是以独立、自主的个人或个体为前提的,契约反映的是个人或个体的理性、愿望和要求,他们之间的结合只能通过他们的协议来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允许被告人、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与公诉机关在被害人同意的基础上进行"阳光交易",对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具有促进作用。

契约理念的公法领域进路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例

刑事诉讼法虽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法,刑事诉讼也是公权力主导的领域,但这并不代表刑事诉讼领域完全不存在契约理念及其方法论的生存空间。契约所蕴含的平等、自由、合作、效率等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同样被奉为圭杲。从契约的角度剖析刑事诉讼领域内的协商模式,不单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更能为审视尚未规范的诉讼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因同一合同关系产生的刑民诉讼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关系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因同一合同关系产生的刑民诉讼共存的情况,本文从实体和程度两个角度探讨上述刑民诉讼共存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当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

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人文精神的发展观 ,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的确立 ,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压力。人文精神的落实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做到“以人为本” ,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当借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 ,将体现人文精神的诉讼观通过刑事诉讼法规范下来 ,使我们的刑事司法更趋理性。

民刑交叉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及诉讼程序的构建——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民刑交叉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是长期困扰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民法与刑法的不同价值功能,决定了民刑交叉非但不是二者应然效果的简单相加,相反却导致了民、刑两种责任发生抵牾,从而造成效果限缩,弱化了各自本应发挥的作用。在实体处理上,犯罪构成尽管与民事法律关系存有一定关联,但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获得否定性的效力评价。在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应予摒弃,并建立以"刑民并行"为处理刑民程序冲突的基本原则,以"先刑后民"、"先民后刑"为例外的诉讼程序。

契约精神与司法文明

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司法文明的兴起与进步,是由多重因素驱动的,其中契约精神无疑是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司法文明越是迈向现代,契约精神就越加彰显。契约精神的形成并成就司法文明有其内在的逻辑,契约精神体现在司法各领域各方面,并助推司法文明的发展。

刑事合意证明模式研究

证明模式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诉讼模式的转型必然引起证明模式的变革。随着体现控辩双方合作、协商与合意的协商型刑事诉讼模式成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形态,刑事证明模式也相应地呈现出合意取向。控辩双方在取证、举证等证明环节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协商,形成一种新型证明模式,即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与传统分立证明模式在证明目的、证明主体的地位、事实认定结构、证明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刑事合意证明模式为刑事证据契约提供了理念支撑及制度依托,刑事证据契约是合意证明模式的实现途径。

论刑事证据契约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样态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刑事诉讼模式从"压制型司法"向协同型(合作型)司法转变,这为刑事诉讼程序合意及证据契约的萌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合作式刑事司法模式中,控辩双方在证据场域内的合作与协商符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势必带来其证明模式的相应转变。与协商式刑事诉讼模式相适应的是合意证明模式。合意证明模式带有明显的契约取向。刑事证据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在取证行为、证明对象、证据能力、证据方法和证明程序上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证据契约。刑事证据契约的样态有取证契约、证据能力契约、证据方法契约、证明对象契约和证明程序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