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惩治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保障。我国《刑法》第151条、340条、341条对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进行了规定,《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通过对2021—2022年相关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刑法保护范围狭小、犯罪门槛降低、刑事处罚轻于行政处罚、缓刑适用率过高、无限额罚金制实务操作性不强、预防救济措施缺乏等问题。建议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体系,调整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构建完整的刑罚适用体系,以期全链条惩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力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

我国刑法中的“他行为条款”:类型分析与立法评价

“他行为条款”是对我国刑法中的部分特殊规定之抽象概括,即将基本犯与之不能包含的行为合并评价的情形。“他行为”作为该条款的核心要件,可分为构罪型与违法型他行为、确定型与开放型他行为、规范型与事实型他行为。我国刑法中的他行为条款包括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数罪并罚、从一重处断四种类型。经立法正当性评价,该模式总体符合要求,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从一重处断的他行为条款之设置愈加必要;然而,《刑法》第133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规定与第294条第4款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第157条第1款不应按照第151条第1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229条第2款与第399条第4款违背充分评价的要求;还有个别加重处罚条款违背罪刑处断原理,应予完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单位犯罪附随后果问题

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会对公司、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资格形成不同程度的限制,其效果与针对自然人犯罪的从业禁止制度类似,严厉程度甚于对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罚金。虽然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由行政手段实现,但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应当结合刑法学、行政法学以及宪法学知识予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标——“保企业”角度出发,在对合规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后,可以建议行政机关不再适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行政处罚;对被定罪的公司、企业,在其合规整改后,行政主管机关可对其不适用限制、剥夺经营资格的行政处罚或保安处分措施。

基于处罚案例的纺织印染低碳环保措施

介绍了目前纺织印染新技术和染整废弃物处理研究现状,通过对中国近三年纺织印染企业249个环保处罚案例进行分析,汇总出当前纺织工业印染废物类型和环保处罚原因,发现主印染废水超标排放是处罚的主要原因。从环保技术和环保合规角度讨论了解决纺织印染产业的污染问题的技术和措施。

基于改进粒子群算法在WSN节点定位中的研究

针对无线传感网中的节点定位问题,采用RSSI测距技术测量未知节点与信标节点间的距离,并采用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针对粒子群算法的不足,首先通过改进粒子群算法中的惯性权重和学习因子来提高算法的性能,并引入自适应罚函数解决粒子收敛过快的问题;其次采用计算测量距离误差修正和定位约束模型来优化节点定位的效果。通过仿真实验将所提定位算法与其他算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所提算法在算法的收敛性能和定位精度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改善了节点的定位效果。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罪刑均衡目的下以刑制罪的思维与限制

司法实践中过度依赖法条主义,但案件事实定性模糊等情况层出不穷,产生了案件审判结果罪刑不均衡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讨论以刑制罪思维的适用可行性。当判决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不相匹配的情况发生时,借助以刑制罪的思维方式,通过实质解释,实现罪刑均衡的目的。以刑制罪思维所涉及的司法权僭越立法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民意影响司法独立性等顾虑,可通过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对以刑制罪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要将其限制在疑难案件中,在案件审理中要融入价值判断,适用要坚持罪刑法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适用路径研究

在全面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的背景下,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呈现上升趋势。其主要原因分为两方面:首先,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不断降低入罪标准;第二,司法实践中对刑法条文具有扩大解释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以及维护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对本罪进行限缩适用,首先,应当坚持限制解释规则,避免实务中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其次,从社会危险性和法益侵害性角度综合认定情节严重的适用标准;最后,在实务中积极适用认罪认罚制度,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不断细化“支付结算”的法律内涵,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

贵州省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践现状分析与对策路径研究

随着生态文明及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提升,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迫切需要系统化和规范化。在对贵州省2019年—2021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裁决文书案例进行整理统计,从犯罪基本情况、破坏程度状况、鉴定技术单位和判处刑罚标准等四个维度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存在责任主体间缺乏协同机制、鉴定过程缺乏严谨性、罚金量刑失衡等问题,进而提出明确责任主体、统一鉴定规范、完善量刑标准、加大执法力度、鼓励地方实践等对策路径。

情节犯新论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情节犯之情节只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 ;其在立法上的规定形式并不限于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情节”字样的要件 ,也包括没有“情节”二字的其他概括性定罪情节 ,如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规定 ;情节犯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与量刑无关 ,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与情节减轻犯。

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作出了特殊规定。中国目前有必要以这些规定为参照,完善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就刑罚措施而言,需要明确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宣示监禁刑的慎重性适用;而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则需要以专条、专节的形式,改造现有方法,增设新的种类,建立形式多样、轻重有序、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强化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进行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量、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重大责任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等三个问题。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表现为,在刑量上配刑偏轻,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调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过失危险犯,其法定刑设置应轻于实害犯的法定刑,更多地适用罚金刑或资格刑。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

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但由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因而应当将死刑罪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

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约束多目标优化

针对约束多目标优化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采用距离量度和自适应惩罚函数相结合的约束处理技术,通过可行解比例有效均衡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提高算法的边界搜索能力。定义新的k最近邻聚集密度,保持解集分布性,并将聚集密度和轮盘赌选择相结合选取全局最优粒子。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在Pareto解集均匀性及逼近性方面均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