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Commutation Revocation

In order to resist some prisoner who have received rewards of commutation to implement some illegal or criminal behavior in the course of imprisonment, the system of commutation revoca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which can advantage imprisonment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imprisonment. The system of commutation revocation can obey to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and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ng mistakes whenever discovered＂ and obtain the penalty goal of special preven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some prisoner＇ s benefit, the prisoner who be revoked the rewards of commutation can take part in the course of juice, the postbox which be opened only by the NPC and committee must be installed in prison. This will be advantage of some prisoner who be revoked the rewards of commutation appealing to the NPC and committee. Because of weakness of necessarily and execution, the system of commutation revocation cannot be established when the prisoner have been released currently.

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相关犯罪的惩治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保障。我国《刑法》第151条、340条、341条对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进行了规定,《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整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通过对2021—2022年相关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刑法保护范围狭小、犯罪门槛降低、刑事处罚轻于行政处罚、缓刑适用率过高、无限额罚金制实务操作性不强、预防救济措施缺乏等问题。建议完善刑法对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体系,调整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构建完整的刑罚适用体系,以期全链条惩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力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实证分析与立法检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刑事处罚有了具体的法律指导。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非法占用草原犯罪的行为类型、裁判结果、量刑因素、减刑情节等司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非法占用草原犯罪存在犯罪行为类型不均衡、犯罪构成要件认定模糊、裁判量刑较为随意的问题。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立法层面对草原生态法益重视不足、犯罪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刑罚档次缺乏区分度、刑罚手段过于传统4个方面。故研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设置独立罪名;统一定罪标准,明确“大量毁坏”内涵;细化法定刑档次;设置多元化刑罚手段。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刑法》第37条的司法适用--基于1097份司法文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轻罪立法的增多,我国的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轻罪案件的占比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作为法院定罪免刑和检察院相对不起诉的共同依据,《刑法》第37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实证分析表明,司法实践在适用第37条时存在三点主要缺陷:司法机关通常只回应第37条的部分文字内容,对于具体事由的量刑说理语焉不详,且对定罪免刑和相对不起诉这两种性质与后果迥异的司法处断采用相同的论证路径和论证理由。这导致第37条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未来对第37条的理论研究必须着眼于实践缺陷,将重心置于刑罚论与量刑理论。首先,要重新检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用“通过报应实现目的”的论证模式化解并合论“二律背反”的困境。其次,论证犯罪概念的独立性以及犯罪与刑罚的可分离性,从中区分出“应罚性”与“需罚性”,将其分别对应于“犯罪情节轻微”和“不需要判处刑罚”,并将传统归于“责任刑”与“预防刑”的量刑情节重新分类。最后,区分“定罪后是否免刑”的需罚性和“是否要提起公诉”的需罚性,为定罪免刑和相对不起诉设立不同的判断标准。

马来穿山甲个体识别STR分子标记的开发及应用

通过对76只马来穿山甲个体的DNA进行STR位点的多态性分析和STR片段检测,筛选出16个可用于马来穿山甲特异性个体识别的STR分子标记;开发出相应的STR引物序列,并结合荧光PCR复合扩增技术和毛细管电泳技术,构建了一套针对马来穿山甲的快速个体识别方法。盲测实验验证结果表明,所筛选出的16个STR位点具有很高的鉴别准确性,可用于马来穿山甲的个体识别。盲测实验所取样本有肌肉、内脏、鳞甲,所筛选的STR分子标记扩增稳定性较好,适用于各类涉案组织检材的检验鉴定。该方法扩增片段较短,尤其适用于DNA含量较低或高度降解的马来穿山甲鳞甲检材。该方法将解决偷猎、运输、贩卖、食用、药用马来穿山甲案件的准确量刑问题,也将为马来穿山甲的保护遗传学研究奠定基础。

带有测量误差Poisson回归模型的变量选择

Poisson回归模型是一种特殊的广义线性模型,被广泛用于计数数据的建模.然而在很多应用中,模型中的协变量很难被精确测量,在进行变量选择和参数估计时,这些测量误差通常难以处理,特别是当维数较高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惩罚的偏差校正方法以确定带有测量误差的Poisson回归模型(MPR)的真实结构.该方法惩罚了专门设计用于处理测量误差的目标函数,并在一个有界的区域内利用复合梯度下降算法给出回归参数的估计.通过随机模拟验证了本文所提出方法的有限样本性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责令限期拆除的理解与适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责令限期拆除得以正式“入罚”,此种行为属性的转变蕴含着特定的规范逻辑,旨在明晰部分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凸显“拆除”行为具有相对较强的制裁属性。然而,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存在一定的逻辑不自洽,主要表现为责令限期拆除并未“增加新的义务”,行为责任的可非难性不足,可以引入行政保安处分制度和行政处罚“预防论”目的理论予以补足。据此,为了实质性地促成责令限期拆除“入罚”达致逻辑闭环的应然状态,有必要重申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后应遵循的原则及其适用情形,以及须得接受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要求。总之,历史经验时刻都在警醒,国家处罚权应当依法合理行使,任何一次“入罚”皆应审慎对待。

情节犯新论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情节犯之情节只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 ;其在立法上的规定形式并不限于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情节”字样的要件 ,也包括没有“情节”二字的其他概括性定罪情节 ,如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规定 ;情节犯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与量刑无关 ,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与情节减轻犯。

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作出了特殊规定。中国目前有必要以这些规定为参照,完善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就刑罚措施而言,需要明确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宣示监禁刑的慎重性适用;而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则需要以专条、专节的形式,改造现有方法,增设新的种类,建立形式多样、轻重有序、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强化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近几年来,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是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进行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量、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重大责任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等三个问题。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表现为,在刑量上配刑偏轻,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调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刑幅度,增加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过失危险犯,其法定刑设置应轻于实害犯的法定刑,更多地适用罚金刑或资格刑。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

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但由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因而应当将死刑罪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

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的约束多目标优化

针对约束多目标优化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粒子群优化算法,采用距离量度和自适应惩罚函数相结合的约束处理技术,通过可行解比例有效均衡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提高算法的边界搜索能力。定义新的k最近邻聚集密度,保持解集分布性,并将聚集密度和轮盘赌选择相结合选取全局最优粒子。仿真结果表明,该算法在Pareto解集均匀性及逼近性方面均具有优势。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扩张解释的“度”——以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为视角

刑法扩张解释的"度"如何去判断,关键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问题。对于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刑法理论上提出了各种标准,如内容说、思维方式说、可能文义说、核心属性说,这些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经得起检验。采取单一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是不具可行性的,语词的特点、事实的多样、社会的变化、主体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我们必须从动态的、综合的观点去看待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分。以刑法文本为依据,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为主线,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限定,强调法官的"良心"在解释中的作用,并辅之以程序上的限制,具体分析、综合判断,这是我们对待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应有的态度。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

在刑法体系中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仅在量刑时有完整价值。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对象、阶段和领域均应准确界定。有必要将该原则立法化 。

刑法与平等简论

平等原则作为人类的美好梦想由来已久。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以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对后世与今世的人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名言。正确地理解刑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无论对于定罪、量刑抑或行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上规定的平等原则,我们都必须对此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略论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

量刑制度是国际刑事法院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的精神,对量刑的基本情节、特别情节等作出了一般规定,而且还进一步对监禁刑、罚金和没收财产的量刑进行了规范。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程序和法官也对量刑公正的实现发挥着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的量刑制度体现出当代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的趋势,要求量刑公正与平衡,并兼顾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机能。

“以刑制罪”在网络经济犯罪认定中的适用

对“以刑制罪”审判逻辑的利弊分析和价值权衡表明,传统的三段论式的刑事审判思维与现实主义背景下的以刑制罪的逆向思维是互相补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以刑制罪”思维方式具有“必要的结果先行”“能动的司法观念”“实质的推理过程”“司法的综合效果”等显著特征,而罪刑法定的原则是其坚守的底线。虽然,“以刑制罪”在网络新型疑难经济犯罪认定中有其适用的内在需求和现实空间,但在适用“以刑制罪”的过程中,应以“社会价值”“法益内涵”和“刑事政策”作为权衡正当性的限制维度。检视“平台积分套现”以及“网络批量虚假注册”两种新型的网络经济行为可以发现,妥当适用“以刑制罪”更能实现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获得更大程度的公众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