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及其演进研究

危机治理中的NGO参与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现有文献注重规范分析和单个案例研究,而对NGO在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演进鲜有具体探析。通过对汶川和雅安芦山地震中一个连续参与的联合行动案例的解读,不难发现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NGO的参与演进规律,即危机需求回应精细化,角色功能定位明晰化以及政社合作带来的身份认同。尽管如此,NGO在参与机制、资金来源与管理及其自身建设方面仍存在着现实障碍。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NGO参与演进的机制,即参与的发生受到"个体情感—组织职能—社会责任"的路径驱动,参与的发展符合自组织演进机制,参与的拓展动力则来自于政府与NGO之间的资源交换。

长株潭一体化政府合作模式研究——基于府际管理和复合行政理论

长株潭一体化经过“试验阶段”、“总体规划启动阶段”,从2006年开始进入“规划加速实施阶段”,在“规划落实、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思路下,现有的湖南省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协调领导小组在具体项目实施和公共管理的中、微观领域显得鞭长莫及,而三市政府落后的合作模式已经成为长株潭一体化进程缓慢的本质原因。回顾并对比相关理论,提出了长株潭三市政府合作的网状合作模式,并系统地介绍了模式的构成体系和指导思路。

简政放权视角下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是全面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简政放权视角探析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的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部门失灵",规划管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急需对现有的规划管理体系进行变革。文章充分借鉴整体性治理等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简政放权的视角,提出政府内外纵横联动的制度创新—规划权利的释放、规划体系的变革、建构以政府为平台的多元化合作机制。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校府合作模式初探

随着高校课程体系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已经逐步由单纯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行政管理专业本身的学科特性,使得实践教学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文章试图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育的校府合作模式进行描述,并从基本理念、培养目标、主要形式与关键环节四个角度进行诠释,以期对其他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活动的展开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网络化治理在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缺陷与改善途径

网络化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治理理论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理论与模式,但在引入中国治理实践中却面临"利器还是钝器"之争。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界对网络化治理的行政生态环境要件与支撑体系缺乏清晰的认知;实践中存在着包括多元合作体系结构性和功能性缺陷、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造就的大量社会成本、社会互动体系不畅造成的社会协同困境、利益分散化导致的治理持续性不够等诸多理论移植中产生的"排异"现象。通过强化社会资本,建立网络化治理的基石;完善参与体系,提升网络化治理能力;构建合作体系,优化网络化治理机制;建立评估机制,保障网络化治理效益等努力,可优化网络化治理在中国实践的行政生态环境,变钝器为利器。

流动性增强背景下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的生成

20世纪后期以来,跨越地域边界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区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过,区域治理绝不仅仅是治理范围或空间尺度的放大,更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的、个别的跨域公共问题的应激式解决,而是意味着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在最直接的层面上,正是各种社会要素如人、物、资本和信息等跨越边界频繁流动导致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发生。从流动性的历史变迁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流动性的生成和增强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运用边界管理手段控制流动性的各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划管理是对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进行划分,并在边界明确的空间范围内设置不同层级的行政建制、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从而实施具体的治理活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流动性加速增强,出现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建立在行政区划管理基础上的传统模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亟需构建一种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

“急时行政”:极限条件下公共治理的挑战及应对

“急时行政”不同于传统的“应急管理”,它具有实施周期的短期性、应对能力的极限性、应对问题的整体性等特征,适用于分析极限条件下的公共治理活动。“急时行政”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容易遭遇传统官僚制管理困境、经济社会失序、公民权利损害、舆论信息传播等挑战。有效的公共治理要求高效的资源动员、高度的社会整合、高水平的社会互信、高效的信息流动,以实现从科层管理走向合作治理。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搭建智慧治理平台,夯实“急时行政”的制度基础,有利于实现极限条件下公共治理能力的最大化,助推“中国之治”走向更高水平。

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中政社关系新特征:依附式合作治理

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传统体育管理中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我国传统体育管理中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存在政社同构,替代性强、此消彼长,排斥性强、单向依附,非对称性强的协作关系,面临着在新时代里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职能难以转移、共建共治共享体育治理格局难以形成、体育治理中的基本矛盾难以化解等诸多滞阻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困境。鉴于此,研究提出:新时代体育治理中政府体育行政部门需要通过吸纳、赋权和柔性控制依附的体育社会组织高度专业化、精细化和动员能力强;体育社会组织需要持续增强社会合法性、主动嵌入治理结构和积极接受监督依附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行政合法性资源;彼此呈现依附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型治理特征,共同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合作治理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是网络安全治理的重中之重和难点所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具有公共属性,在无法完全通过市场机制由私主体独立提供的情况下,政府规制具有正当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治理对象需要系统分类指定和审慎动态调整。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主体架构上,层级制与部门化的政府组织结构局限性明显,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这就需要在高效统一的领导和广泛深刻的政府协同基础上,形成紧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需要系统性的过程控制,事前审批和事后处罚等传统行政活动方式的实效性不足。为更好实现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目的,需要综合运用"规制—担保—给付"等多元行政活动方式,基于公私合作采取全过程风险治理措施。

基于校政社协同的公益项目管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该文从社会公益事业管理、社会公益组织建设,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等层面阐述校政社协同管理公益项目的意义,针对公益项目管理主体职责不明确、管理决策效率低下、管理专业人才缺乏等困境,提出校政社协同管理公益项目的路径优化:加强公益项目管理主体间的信任建设,建立公益项目管理人员长效培养机制,完善公益项目管理绩效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