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中日大学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与策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同属"东亚文化圈",共同使用汉字,拥有相近的文化教育传承。因此,加强中日大学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中日大学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领域较为广泛,重点领域主要有基础科学研究与高新技术开发、东亚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为了推动中日大学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加强中日大学校长间对话与沟通、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科研机构的合作,并建立健全教育政策法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本文追溯了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认为两国历史上音乐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友好的,促进了两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演变中的中日出版与教育交流

编辑出版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中日两国早就共同形成的优秀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传播学中视觉接受与听觉接受结合互动、强化传播效果的规律。中日两国出版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于中国的出版文化生发较早,历史上形成的顺序是编辑著作—出版印制—发行销售;日本的出版文化形成的历史顺序是市场交换—刻印出版—编辑著作。中日出版文化与教育,近20年来交流充分,发展很快。编辑、出版、发行,已开始形成交互循环型的现代多元化经营模式。两国出版教育的交流还应提高层次,扩大范围,完善结构,协调发展。

跨时空对话: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2017年9月11日,"鲁迅与夏目漱石:跨时空对话"中日文化交流论坛在鲁迅故乡的大学绍兴文理学院隆重举行。夏目漱石与鲁迅的后人以及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以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为聚焦点,分别就鲁迅与夏目漱石思想精神的联系,鲁迅、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鲁迅、夏目漱石与中日友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交流。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东渡共五次。与其一同遣往福州买船备粮的“近事”,乃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受持五戒的优婆塞。携带的“轻货”为铜器、真珠、翡翠等较轻且贵重之物。法进在海中遭难时曾有祈求海龙王,力助佛舍利失而复得之举。其所撰的《进记》记载了其赴日传法的活动。

《唐大和上东征传》人名和海粮误读辨正

真人元开(淡海三船,OminoMihune)撰于779年的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多种写本、刊本传世。1762年以后的刊本,流传颇广,对文本的字词误读甚至影响到今天。本稿依据现存日本的古写本,对刊本的人名、海粮部分的误读进行辨析、纠正,指出在研究域外汉籍中写本的重要性。

朱舜水与明朝服饰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明末遗臣朱舜水在明末清初流亡到日本,定居23年,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服饰文化传播上,除了以实际行动维护大明服饰外,他主动积极地向日本各界人士传播大明服饰文化:一是传授服装裁制技术;二是传播服饰礼制文化;三是引导日本人士穿着大明服饰。朱舜水之所以能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华服饰文化,而且能取得很大的成效,是有原因的:一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和环境造成的,是时势使然;二是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了解,是历史使然。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和名类聚抄》成书过程的文化概观

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离不开其周围环境和吸收先进文化的内涵。而语言的表现形式又与其发展过程中的语言资料——辞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名类聚抄》是日本辞书中对中国大陆文化吸取过程的代表之作。它的成书过程和内容有着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和平安时期语言文化史所应该拥有的价值。同时又包含了作者源顺与《和名抄》之间的一个文化故事。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 ,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 ,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 )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 ,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弥生时代:中日服饰文化交流发展期

讨论了弥生时代中日服饰文化交流的背景和途径——三次大的移民活动对中国文化东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出土的纺织机械和纺织物、文献记载的纺织品为依据,指出倭国纺织水平的提高是接受中国秦汉时期先进纺织文化的结果;以出土服饰品,尤其是汉铜镜为研究对象,指出弥生时期倭国的饰品及工艺制作水平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以"东亚"作为视域来研究中、日、韩(朝)及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这本身就可作为一种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且已被中外学者们所广泛地应用。通过多年研究思考和实践,摸索出东亚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点滴感悟,试归纳如下: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践行"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在特定的情况下,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跨文化传释"是研究的新视域;处理好研究和交流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

由中日文化差异看异文化理解在日语教育中的必要性

从文化种源看,中国文化向来被视为日本文化的母体。尽管中日两国联系紧密,然而不少日语学习者,在深入学习之后,对日本文化、中日文化差异等方面,总有不理解、不适应的现象出现,从而影响到日语的进一步学习。学习日语应该做到针对异文化交流,进行专门训练;对照语言表达,发现文化特点。

围棋东渐与中日文化互动

围棋产生于中国 ,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 1 6世纪前 ,日本围棋主要受中国的影响。之后日本逐渐把围棋发扬光大 ,使其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围棋的转变 ,它反过来又影响、促进了围棋在其故土的转型。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与接受、反雏 ,形成一种文化互动 。

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从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格局分析,中日关系整体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但对华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仍然在积极推进。结合安倍政府对华文化交流开展的现实,借助互联网的对华文化交流,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以日本传统文化、日本流行文化以及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并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相关平台等流行范式,呈现出非政治性趋向、多元化传播趋向以及经济导向趋向的特征。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构成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是分析日本对华外交与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在。随着中日关系的有效改善,未来日本对华文化交流在实施范式与内容层面都可以实现有效的扩充,更多日本文化产品将可能在华流通;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将使这一范式更为充实与完善。

18世纪中日、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中国文化东传日本、朝鲜为中心

18世纪的中日韩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均以中国为主场,以中国书籍东传为主流。交流途径单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对日、朝两国的影响广泛且意义深远。中日交流商船携渡、内容杂多、影响到日本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韩交流中使团随行、内容集中,催生了朝鲜西学、北学、天主教等新兴文化。从文化的相对性来看,日韩两国多元文化共生局面的形成带来了两国的社会进步,中国的自我文化威望意识带来了清代后期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