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刑事管辖的界定与解构

香港特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国安法》是落实依法治港、完善香港特区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香港国安法》中“管辖”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及运行。在文义及体系的角度展开下,“管辖”一词具有明显的刑事属性,涵盖刑事管辖权主体、刑事管辖对象、刑事管辖程序三方面内容。《香港国安法》中“管辖”的精确把握和分析能够进一步厘清管辖权的分配、管辖对象的界定、管辖程序的运作,为该法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的引导和支撑,助力香港特区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实践审视与路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双重意涵和定位,在经济层面旨在实现要素高效有序流动,同时型构动态综合体系化的三圈层法治秩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年来,规则衔接从多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于多个领域内逐渐铺开,初步打破地区间壁垒,但仍存在未实质性打破行政壁垒、衔接缺乏融贯性、各地协同性不足,以及要素流动全链条衔接和湾区法治体系全面建构不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为湾区间法治体系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统筹协调不足导致规则衔接顶层设计缺失,直接原因则是体制机制不健全制约规则衔接的实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纵深发展新阶段,宏观上应当以宪法为统领构筑湾区法治秩序,中观上应以全要素有序流动为具体标准构建规则衔接体系,并依托体制改革和微观机制创新达致规则衔接的根本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的理念、方法与路径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性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的复杂性和“无范式可依”,无论是理论研究或是司法实践,都尚未形成明确的、统一的衔接路径,由此产生了单一的司法协助衔接路径、对立法衔接的偏好、地方先行实践的受限性等问题。鉴于此,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应当秉持“求同存异”的基本理念,在尊重各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地衔接,明确从程序法到实体法的总体衔接路径。一方面应以简便化为目标完善既有的程序规则,进而推动制定港澳特别规则;另一方面应当对实体规则分门别类衔接,针对规则是否成熟以及成熟程度分别采取示范法、合理借鉴和协商立法路径,由此形成全面、精准的规则衔接格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示范法适用研究

作为解决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可行途径,民商事示范法在粤港澳大湾区已存在若干制定实践。然而,当前既有民商事示范法在该区域的实际应用面临多重挑战,如缺乏强制拘束力、社会认同不足等,导致其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达到解决民商事法律冲突的初衷。在民商事示范法的推进适用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可借鉴美国、欧盟、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等域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应当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的特殊需求。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示范法的可行适用方案可以划分为官方适用方案和民间适用方案。前者涵盖立法转换和司法适用,后者则包括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和专业组织或机构推荐适用。

新时代治港治澳方略:“一国两制”的坚守与发展

新时代治港治澳方略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守与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科学总结和规律性认识,集中体现为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系统性、辩证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的理论特质,是新时代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及其完善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在法律层面最直观的体现。自特别行政区设立以来,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实施尚存在效力、落地、监督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制定实施以后,对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实施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法律实施路径,但由于其特殊性,并没有制度化地解决既有的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问题。本研究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改为参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增设条款以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进行完善。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探析

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本文概述了自《香港国安法》出台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基础、具体举措及其对美国在港经济利益的影响,并从美国驻港公司的视角对中国香港营商环境恶化与否作出评估。本文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美国涉港政策调整对美国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美国驻港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下跌、美国对港出口规模小幅下降以及美国对港投资波动加剧。但是,港美双方的经济联系仍然较为紧密。美国驻港公司围绕政治风险、营商主要挑战以及公司经营策略方面展现出的立场和实际行动表明,中国香港的营商环境依旧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上述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香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所展现出的经济韧性,也能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香港经济地位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路径探索:普通法在大湾区适用的新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实践中,规范层面上以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为主要目标,纠纷解决层面上形成区际司法协助下的救济型互助模式。由于大湾区内部各司法区域具有独立性,未能在实质上形成各法域之间有效的制度性协同与衔接。部分大陆法国家在建设国际商事平台过程中也有适用普通法的尝试,可以为普通法在大湾区的适用提供新思路。例如,在有限区域内、特定法律领域适用普通法规则,建立独立的跨区域司法协同机制等,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提供一种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环保立法模式探索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就必须要有法治保障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成后,生态环保领域的立法进入应用立法时代。我国现有的一般性法律无法解决流域、区域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制定专门法律,对现有体制、制度和机制进行系统集成,探索出适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模式。“十三五”以来,针对长江、黄河、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青藏高原等区域的生态保护问题所进行的立法尝试,就是对立法模式的集成创新,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已经通过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在粤港澳大湾区展开法律制定工作的过程中,建议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综合性立法结合特殊问题和协同治理情况,以提升流域性、区域性专门法律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保护之经验——兼论我国个人资料保护法之制定

个人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具有与信息相同的特征。个人资料属于现代隐私的外延,指的是可以识别出个人的所有资料。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于1996年12月实施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在实施的十年间,法院与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分别做出了一些司法原则和执行决定,很值得我国在制定《个人资料保护法》时加以参考与借鉴。

香港土地法律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全面了解香港土地法律制度,为大陆土地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对香港土地法律体系全面研读,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研究结果:香港土地法律体系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香港岛及南九龙土地法律体系,主要从土地、房屋及城市规划三方面来介绍其法律条文;另一部分为新界地区土地法律体系,由于历史原因除上述一般法律条文外,新界地区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法律条文。通过对香港土地法律体系的研究,对大陆土地法律的制定、修改、执行三方面给予了建议。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依据国情,借鉴外国,最终形成现今的机制。内地与香港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域,法律解释制度相异,内地由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其基本特征归纳为: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形态多样,样式不一,但有其共性。"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和事业,解释机制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它不损害香港法制,而是回归后香港施行法治的重要基础。

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

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与美国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权很强的可比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秉承的表达自由基本理论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司法审查标准等都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在个案处理上,两个法院又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保持了必要的差异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和稳固的表达自由权的法理。

关于祖国大陆与香港建立刑事司法互助关系的研讨(续)

香港回归加速了其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双方建立适当的刑事司法互助不仅能更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 维护香港和内地的繁荣稳定，而且更可为澳门乃至台湾与内地刑事司法互助提供可资借鉴的良好模式。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香港基本法解释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一种二元性解释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特区法院共享基本法解释权。从权力属性上看,基本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是无限制的、概况性的,而对特区法院的授权是有限的,服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从解释方法上看,特区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逐渐发展出稳定完善的方法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地法律解释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解释方法论;从具体机制上看,香港基本法设计了一种特区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互动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实践中探索出多种主动解释机制。过去二十三年里,解释主体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在特别行政区对维护基本法的权威起到积极作用。

港、澳、珠三角地区的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指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我国因为三地之间各自法律规定的不同,从而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这种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与目前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冲突,和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以及我国国内的其他法律冲突,都不尽相同的特点。“一国两制”原则和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原则是协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区际法律冲突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由各法域协商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典来进行协调,应该是目前我国协调解决港、澳、珠三角地区区际法律冲突的较切实可行、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香港与内地区际法律冲突及其协调

香港与内地分离长达一个半世纪，在英国殖民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体系。回归后，原有法律基本不变，使得香港与内地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域，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区际法律冲突。切合实际的协调办法是在近期内适用冲突法中的冲突规范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