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合规的刑事政策起源论之否定——以中美刑事政策差异为切入

合规学者绕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借助灵活的刑事政策搭建合规的理论基底,将宽严相济解读为轻轻重重,并将轻轻重重解读为合规的前提,主张刑事政策是合规的泉源。这不仅是对中美刑事政策的误解,也是对合规起源的误读。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上差异显著,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也并非是合规的理论起点,故采用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的路径并不能论证起源论的合理性,合规并不起源于刑事政策。

中国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中国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实践,但在犯罪认定、刑罚裁量、恐怖组织认定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中国应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法立法;在刑事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恐怖组织认定机制;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总置评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贪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调整。总体而言,所作出的调整契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但从微观着眼,一些具体的数额设定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黄华生博士的文章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政策的基本含义、历史背景、理论依据等方面所进行的严重误读。迄今为止,两极化刑事政策仍然是当今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中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同样以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旨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确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并努力寻求两者的有机契合。法官应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竭力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达致平衡之美。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对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而言,当前固守福利主义观或完全转向惩罚主义,都不符合现实。应该由目前一味强调教育、挽救的“从宽”政策,转向建构融惩罚和教育于一体的宽严相济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明确惩罚亦是一种教育,不应该将其与教育对立起来。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惩罚,无论是在刑事古典学派还是刑事新派的理论中,都具有正当性。应该说,惩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应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进行分类处理。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的构建

利用指标体系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是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估指标、分类评估指标与单项评估指标构成。指标的效度检测,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效度。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不仅是定量分析方法导入的过程,而且是对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特别是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协调作用深入理解、重新思考的过程。

认罪认罚从宽:从政策到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成效,但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讨论仍未停止。本文基于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定位,主张应循着从政策向制度演化的路径来认识认罪认罚从宽;推行认罪认罚从宽,不单是诉讼经济或效率的考虑,还有更深层的实体法依据(如实现刑罚预防、修复社会关系、彰显宽恕精神、体现刑罚谦抑)和刑事政策或公共政策根据(彰显犯罪治理的自信,鼓励犯罪人与国家司法合作);最后结合试点工作办法,就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适用的实质及价值取向

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从人权入宪看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刑事政策理论以法律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政权,忽略人权保障,这种刑事政策以“严打”方针为集中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写进《宪法》,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人本主义理念将主导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得到兼顾,宽严相济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评估论要

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该政策内容的阐释或解析,偏重论理而忽视论证,对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实施效果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研究,对政策的研究进路较为单一。本文主张将指标体系引入宽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政策可评估性、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评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使刑事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探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准则和措施,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与具体的刑事政策两种。通过历史考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经历了由单纯功利主义向功利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保障,应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事执行各个阶段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死刑司法控制

虽然死刑的控制包括立法控制与司法控制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司法控制显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在严格按照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准确适用死刑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死缓的司法适用,依法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对死刑的立即执行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宽严相济在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现象,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打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坚持以严为主的基本方针,注重从宽的基本原则,坚持相济的基本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必须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到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各个阶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