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4种小型食肉目动物的食性构成的初步分析

为了解同域分布动物的食物竞争关系,采用样线法收集粪便样品,依据残遗物鉴别物种的方法,于2007年8～12月对赛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赤狐、狗獾、香鼬和豹猫的食物构成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赤狐取食所有15类食物,并捕食小型鼬类;在赤狐粪样(n=70)中出现率较大的植物(32.6%)以重量比率计算时其贡献极大下降(0.02%),而出现率较低的草兔和鸟类重量比率较高(草兔65.4%,鸟类22.9%),相对重要值的计算表示,赤狐的食物构成均一。狗獾(n=64)以取食昆虫和植物果实为主(出现率29.3%和57.8%)。香鼬(n=14)集中取食鼠类(出现率73.7%,相对重量99.8%),豹猫(n=11)则以鸟类居多(出现率27.8%,相对重量69.0%)。食物生态位的宽度以赤狐最大(0.2),其次为豹猫(0.07)。根据食物生态位的重叠度分析,赤狐与狗獾(O=0.99)和豹猫(O=0.7)以及狗獾与豹猫(O=0.6)的种间竞争较强,但在主要食物上出现分离,实现捕食者之间的共存。赤狐对香鼬的捕食可能限制了其种群的发展。

“狐”与“胡”关系再探

"狐"与"胡"的文化关系历经学界研究,揭示出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仍有继续推勘和挖掘的必要。引发哥舒翰与安禄山冲突的"狐向窟嚎,不祥"这句谚语并非出自汉文典籍,而应是突厥文化。哥舒翰似非华化已深,他对"狐死首丘"之典和诟"胡"为"狐"的风气皆不了解。安禄山与哥舒翰二人对"狐"与"胡"关系的感观迥异,反映了狐文化性质及分布上的丰富情态。

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两个整体性原理

在宗教教义解读、灵修和体验研究之外,人类学思考由信仰引申出的社会文化联系,它可能涉及到两种整体论的观察角度:一是涵盖生境的、组织的、意义的整体观。一是生物一文化整体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很多描写关于婚恋及爱情的题材,而人与妖相恋的故事,则是其中一个独具风采的分支,人妖之恋这一母题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古典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在这类神话故事中,没有一种动物能像狐这样被充分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基于此,通过对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和符命化,汉魏晋六朝时期的巫术化,唐宋时期的世俗化以及明清时期的艳情化、性爱化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发展历程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狐意象文化的嬗变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

呼兰小庙群狐黄与土地民间信仰生存状态田野调查

建城已数百年的哈尔滨市呼兰老城,留着广泛的狐黄土地信仰遗存,城郊两处小庙群是这一信仰事象历史演变具体而鲜明特征的体现。附着在狐黄崇拜和土地神崇拜上的信众大都信仰虔诚,但相似的祭祀形式让双方难免在香火和传承上产生较量。狐黄信仰在小庙群祭祀中的比重不敌后来居上的土地神信仰,但狐黄信仰并非小庙独一表现形式和存在空间,无论狐黄信仰还是土地神信仰,虽然均处于没落中,但规模仍蔚为可观。

论古代文学作品中狐狸意象的性文化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众多的兽类意象中,狐狸意象蕴含着丰厚的性文化内涵,这一意象在远古时期就与性文化沾染上了不解之缘,在漫长历史时期呈现出性文化意义的变迁,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狐狸意象性文化意义的产生既与严酷的性文化禁锢有关,也是封建社会文人性文化心理的投射。

狐信仰兴衰原因的民俗学研究

狐信仰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之一,它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它的萌芽、发展、兴盛、衰败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它的兴盛和衰败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角度分析了狐信仰的兴衰原因,并就近年来狐信仰的复兴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解释。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口承-书面视域下《聊斋》的故事书写——以《阿绣》为例

口承-书面视域下《聊斋》的故事书写,可分为故事层和意义层来考察。《阿绣》的分析表明:故事层基于对口承故事自身艺术性基质的继承;意义层则受到口承意义、道教文化以及儒家传统等多重影响。

汉语成语中“狐狸”文化义生成机制浅析

汉语成语中有关"狐狸"的词条特别多,文化义也非常丰富。汉语成语中"狐狸"文化义的生成,既有该动物生活习性的比附、外部形态的联想、实用价值的影响和民俗文化的衍生,也有该动物先期文化义的二次联想以及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视角下的中日狐狸形象研究——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中心

本文以中日两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狐狸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试从信仰、审美等文化视角分析两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狐狸形象迥异之原因。阐明中日两国本土思想文化观的不同是导致两国人民产生各自独特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强调追溯中日两国本土思想文化观的历史变迁是探究中日文艺、民俗等差异的主要途径,也是增进异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有效方法之一。

论《聊斋志异》中狐意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狐意象,源于远古时期先民的图腾崇拜意识。两汉时期,它呈现出瑞兽和妖兽的双重身分。从六朝到唐代,狐在被神化和妖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向人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人的外形和气质。到了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聊斋志异》中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狐意象,既是作者寄托情感、慰藉心灵、超越现实、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更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反映。

《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袁枚的《子不语》中有众多的篇章都和狐仙有关。小说既描写了各种不同的狐仙形象,也概括了狐仙的特点。《子不语》中的狐仙形象是社会传统狐仙文化在小说作品中的体现,也是袁枚对社会人生思考的结果。

唐前狐怪传说源流考略

狐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为典型的一个意象,其传说在文学领域和民俗领域表现范围十分广阔。作为民俗本土文化,狐怪传说的发生发展的轨迹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狐的认识态度。本文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一段考论文字入手,对唐代以前的狐怪传说源流逐一作了解析,同时对狐怪传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也作了梳理和考释。

基于高光谱成像的纸质文物“狐斑”检测方法研究

受保存条件影响,很多纸质文物表面会形成狐斑(foxing),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测和科学判断,会进而影响纸质文物安全。纸质文物狐斑病害检测存在滞后性、主观性等问题,对于书画藏品被墨色、颜料及印章等覆盖的区域更是难以通过肉眼进行识别,因此,基于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理念,亟待开发对于狐斑高效、精确识别的无损检测技术。可见光-近红外高光谱图像结合了光谱和图像,包含丰富的空间信息与光谱信息,可以实现无损批量地平面采集样本光谱信息。该研究提出一种基于高光谱成像技术检测纸质文物狐斑的快速识别方法,获取模拟纸质文物在360~970nm的高光谱图像,因360~450nm受噪声影响过大,所以选择剔除这部分光谱数据;选取感兴趣区域并获取相应的平均光谱反射率,比较健康区域与被狐斑感染区域,发现两者的光谱曲线存在差异;在450~600nm附近,受狐斑影响区域比健康区域的光谱反射率偏高,并在600nm附近出现波峰形态;而在600~900nm范围内,被感染区域与健康区域的光谱都趋于平稳,两者之间差异逐渐减小。选取从特征波长对应的图像中提取的特征信息建立图像识别模型,运用波段运算观察狐斑图像特征,狐斑的大小和分布情况都能清晰地显示,但与印章和墨迹重叠部分,狐斑被印章和墨迹遮盖,难以识别;利用最小噪声分离,虽然不同部分有重叠,但能发现仅凭肉眼难以识别的隐藏的狐斑;180条高光谱数据(450~970nm)建立狐斑判别模型,随机地分为120条数据为训练集,60条数据为测试集,应用K-近邻法与BP神经网络建立纸质文物狐斑光谱判别模型,总体上两种方法对狐斑判别率分别达到73.3%和85%;BP神经网络相较于K-近邻模型,总体判别率更高,识别效果也更好。结果表明,利用高光谱成像可高效准确识别纸质文物狐斑,为后续研究狐斑分布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也为博物馆馆藏文物的保存提供指导意见。

富士康“虎狐”文化管理模式与员工“十二连跳”深层心理冲突之探讨

富士康的"十二连跳"让人震惊,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什么原因导致系列自杀事件的发生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富士康的"虎狐"文化管理模式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冲突两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富士康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试图以富士康这个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的现状为缩影,唤起社会和政府对产业工人整体的真实生存状态的关注。呼吁企业在管理中应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

《太平广记》中狐形象文化内涵解析

谈到狐,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生物属性,狐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妖化、被灵化,也正源于此,它常出现在文人尤其是小说家的笔下。狐故事在古代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狐信仰的兴盛。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宋前神怪故事,其中《狐卷》中有83则狐故事,这些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性格各异的狐形象,这些狐形象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狐形象的地域化、狐形象的胡化、狐形象的宗教化、狐形象的女性化等方面。同时,这些狐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聊斋志异》之狐文化发微

《聊斋志异》刻画了众多狐狸精形象,构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纷繁复杂的狐狸精社会,通过对各个狐精故事的考察,探索其中的相关细节,可以从包括姓氏、籍贯、经济、教育、婚姻、成员突出特性等等在内的多个方面对全书的狐文化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发掘和阐释。

论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立场

关于大众文化所持的立场是任何一位大众文化研究论者理论分析的第一起点,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从平民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研究立场出发,凸显大众的主动性、抵抗性,将大众文化文本视为"大众生产式文本",重视"符号生产力",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挖掘大众文化运作中的权力抵抗因素,是对以往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超越。

慕也悠悠 惧也切切——女权主义关照下的狐形象探析

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狐形象是男权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妇女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在文本中的体现,也是男性梦想与恐惧的矛盾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