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蒂斯之争”再考察

延安时期的美术创作在对“洋”形式的选择上面临着内在困境:既承担着革命运动自身具有的“国际”属性,同时又面对着革命理论“中国化”与革命实际需求的选择。“马蒂斯之争”作为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美术论争,包含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此次论争的历史文献存在许多关联性问题:一方面,涉及西方艺术运动及其“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以来“革命”与“美术”之间的关系转换。回到历史语境,此次论争的发生逻辑,“马蒂斯”在鲁艺美术教学活动中的呈现,以及“马蒂斯之争”与座谈会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仍需考证。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宋濂学术思想倾向平议

宋濂师出多门,学术渊源复杂,其于朱学、陆学、佛学、仙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皆有涉及。“会通朱陆,融摄仙佛”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面相,但从理学、佛学、心学,乃至宋濂本人等多视角观察,学者评判存在较大差异。学者“各言其说,各依其心”是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互动交汇的机缘所在。超越简单的朱熹理学传承,将理学与心学、佛学、道教融为一体的思想特质正是宋濂学术思想的独特倾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视域下元代理学发展的条件与意义

元朝时期的中华民族经历着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这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汉法、尊崇儒学,并通过设立国子学、恢复科举、优待儒户等政策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元朝时期文化环境宽松,对各民族采取“各从本俗”的原则,对士子思想也并不干涉。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繁荣。由此,元代理学在南北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理学家们既通过传播程朱理学推动民族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又通过“和会朱陆”的方式克服朱陆两派的弊端,开辟了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而元朝也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实现了文化认同,成为继承大统的中央王朝。

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医学衷中参西录》山茱萸应用特色探析

从古代医家对山茱萸的论述、山茱萸的临床应用特点、《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山茱萸典型医案3个方面入手探讨山茱萸的药性、功用及临床运用特点,并重点分析《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山茱萸相关内容,总结山茱萸收敛固涩、补益肝气、息风止痉等临床功效,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吕祖谦与鹅湖之会

本文从吕学的渊源、“取人之长”的学术风格及吕祖谦的人格魅力等方面简论吕祖谦在鹅湖之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鹅湖之会对当时和后世学术的积极意义所在。

牟宗三、唐君毅对朱陆异同的不同阐释与学术冲突

对于冯友兰认为朱陆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朱熹偏重道问学、陆九渊偏重尊德性,而在于朱熹言"性即理"为理学、陆九渊言"心即理"为心学,牟宗三强调朱陆所言尊德性具有不同内涵,并且认为朱陆异同在于朱熹讲"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陆九渊讲"心即理",朱熹"不能说‘心即理’,只能说‘性即理’"。与冯友兰、牟宗三不同,唐君毅认为,朱熹所言"性即理"与"心即理"可以并行不悖,朱陆异同并不在于本体论上"性即理"与"心即理"的相互对立,而是在工夫论上存在某些差异,在于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同时两者亦可以相互贯通。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临床经验选介(三)──精通手法,针灸兼施的医疗特点

针灸学家陆瘦燕、朱汝功认为确熟练运用针刺手法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之一.特别是治疗内脏病，用补泻手法效果比不用补泻手法好。对疑难杂症需在运用手法的同时，配合灸、药治疗，以取得最佳疗效。列举医案三则.以资佐证。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

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史,过去隐而不彰。本文从理学与赣南客地的最初因缘、闽学在福建客家地区的传播、阳明心学在赣闽粤边客地的传播三个方面表而出之。认为周敦颐与二程在赣南的活动对理学的创立具有奠基作用;闽学先驱杨时、罗从彦及朱子追随者在闽西客家地区的努力使闽学在闽西得到及时和广泛的传播;明中叶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对于安定湘赣闽粤边区社会、促进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起到特殊作用,他倡导的阳明新学因而大行于赣闽粤边客家地区,促使部分士人由理学改宗心学,使陆王心学在客地乎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

百廿南师:一本打开的教育人学

一个学校的学科发展不仅靠外在的显现,更靠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精神是学派形成的关键要件,也是学科的文化传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在百廿发展中,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鲁洁和朱小蔓等一批教育家。他们在南京师范大学这片沃土上,提出和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吴贻芳的厚生育人、鲁洁的教育人学、朱小蔓的情感教育,共同指向成“人”的教育追求,使百廿南师教育学形成了鲜明的人学特色,如同一本不断打开的教育人学,引领后人朝着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方向前进。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