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VC分工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出口贸易中增加值的属地与属权进一步分离,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高国际贸易真实利得?文章使用UIBE-GVC数据库数据,基于前后向生产分工视角,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生产分工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结果显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高DVAR,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对DVAR产生抑制作用;前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中技术制造业DVAR提高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能够提高高技术制造业DVAR。基于此,今后应优化OFDI与FDI目的国与目,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掌握关键中间品核心技术,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良好发展,提高以DVAR衡量的对外贸易利得。

论社会分工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公认的高速增长,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的就业形势长期严峻,在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某种非一致性关系。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为指导,首先回顾近年来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然后,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失业与分工关系的理论成果,运用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论证就业与社会分工深化和社会分工广化的相关关系,着力揭示"中国就业之谜"的症结所在,得出了相关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国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作进一步实证分析,证明了相关论断。

对饭店组织发展、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饭店组织发展、演进时的不适用性 ;然后提出了饭店组织成因的一般规律性解释 ,并进一步提出 ,分工深化、权力分离、市场容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饭店业中饭店组织的发展和演进。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专业市场扩张、特色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深化——两大“专业市场辐射圈”的比较和启示

专业市场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大区域制度创新之一,"南有义乌、北有临沂"彰显出这一创新的两个典型。作为周边区域共享的商品和要素交流平台,专业市场推动了地区间一体化和产业布局的变动。本文在一个简单分析框架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义乌、临沂两大专业市场辐射地区的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随着专业市场的扩张,义乌、临沂等各自相关市(县)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布局已发生较大改变,但由于两大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各自辐射区域也处在不同的分工水平上。相比较而言,义乌市场辐射圈已开始"产业扩散和地区间更深层次的分工"阶段;而临沂市场辐射圈相对处于"产业集聚和地区专业化的形成"阶段。同时,本文也可理解为新经济地理假说在较小空间范围内适用与否的经验证据。

分工深化、代工和迂回生产——基于古典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借助于代工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或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低端锁定"的问题。本文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借助分工理论对代工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释了代工模式产生的条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低端锁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技术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旨在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比较优势的选择行为,将引导这些地区的制造业主动、自发自然的融入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体系,主动、自发自然的被"低端锁定"。因此,只有依靠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从外部引导制造业企业实现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弥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分工机制的缺陷。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基于分工的产业升级理论与对策

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国民财富,促进人们需求的增长,从而扩展市场;而扩展的市场又会进一步深化分工。市场与分工交互促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如果说户籍是一堵高度正在降低的墙,那么高房价便是另一堵逐渐加高的墙隔开中国了城市与农村,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流动,限制了市场规模,使经济处于非均衡发展之中。城市化水平低、第三产业需求量小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根源。要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广化的对策促进产业的梯度升级。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规模经营、分工深化与农业生产率——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在“斯密-杨格”定理基础上,通过纵向、横向、分工网络的分工演进解释,分析了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的数据,运用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规模经营、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融合,最后是纵向分工;分工深化在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规模经营通过分工深化正向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率。

双重市场分割、资本深化与劳动深化——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失业现象的解释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失业的反常现象,有学者提出资本过度深化是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出现资本过度深化。本文认为,城镇国有企业出现的资本深化和中小民营企业出现的劳动深化都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剧失业。

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农业服务化是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战略引擎。利用中介效应、地理加权回归和门槛面板模型从供求两方面论证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服务化通过分工深化和市场竞争两种中介渠道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U型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空间分异性;分工深化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升农业服务化的粮食产业质量升级效应,但竞争不足的资源错配效应对其存在遮蔽作用;城镇化率、农民人均收入和土地经营规模均能异质性地调节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的质量升级效应,间接导致了其空间分异性。为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农业服务化红利。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资本聚集、分工深化与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多维度的不平衡,除原有的城乡差距之外,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甚至同一地区内部,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发展不平衡现象在理论上可以被归结为二元经济,通过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资本向某些地区聚集,导致地区间分工深化水平出现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计划体制下城乡间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在市场化改革中并没有收敛,反而由于禀赋差异导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使资本向部分地区聚集,导致新的地区资本分布和分工深化的差异,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使用1995—2015年间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相关的理论命题。

海南农业转型中的分工演进

分工演进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农业分工抑制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本文首先对分工思想进行历史性回顾,对其做了相关理论梳理和提炼,然后介绍了分工演进的一般过程,最后基于海南向高效农业的转型分析了转型中的分工演进,用实例说明了持续推进农业分工深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分工深化视角下落后地区产业发展路径——基于广东省城市面板数据

在分工深化的视角下,针对落后地区应怎样选择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产业发展路径,基于广东省2006—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程度纳入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落后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随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随生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落后地区应注重提升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着重发展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生产服务业并提高其专业化水平以营造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

垂直专业化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成员国的实证

实证检验"一带一路"31个主要成员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借鉴两步算法,测算了31个国家2005-2015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利用外资存量、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开放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有提升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要互利共荣,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需要在大力吸引外资、增加研发投入和逐步开放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分工,加大垂直专业化程度.

服务业数字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国内分工深化——兼论产业链外部风险

数字经济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和“低效率”的传统属性,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需主导型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国内生产链长视角考察数字投入对服务业国内分工深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投入一方面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加国内生产链长,促进国内分工深化;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推进高收入国家的国内分工深化。本土市场规模会产生逆向牵引和虹吸效应,从而强化数字投入的分工深化作用。这一结论在更靠近需求端的下游行业和门槛效应分析中得到了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作用更明显;数字产品投入和国外投入对国内分工深化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强化分工深化效应。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投入会通过降低生产过程外部风险提升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蓄水池”和“压舱石”的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打造内需主导型服务业价值链,实现服务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中国农业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取向

随着分工深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产生并快速发展。本文在分析农业服务外包的演进轨迹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揭示其理论内涵、演进逻辑和未来取向。研究认为农业服务外包具备分工内涵要义和合约变革本质,并遵循立足产权分割与技术可分的分工深化和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两个演进逻辑。农业服务外包演进的可能方向是,服务外包内容将覆盖全产业链、服务外包组织将走向一体化、服务外包模式趋向平台化。政府应当妥善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为农业服务外包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发展条件、引导供需有效衔接并构建长效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