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异质性、区际分工优化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地区异质性是区际分工优化的原因。区际分工优化即围绕地区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分工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异质性的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一个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如何强化优势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过程中,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给这些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提供了可能,也为“第二自然”的“再创造”营造了制度友好型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同时,各地区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参与全国产业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各自力量。此外,只有打破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有相对一个地区而言大得多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需求主体广大的、边界不断扩展的统一大市场。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不断释放统一市场的制度红利,不断拓展可促进区际分工优化的内需潜力,进而有助于各地区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国GVC分工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出口贸易中增加值的属地与属权进一步分离,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高国际贸易真实利得?文章使用UIBE-GVC数据库数据,基于前后向生产分工视角,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生产分工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结果显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高DVAR,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对DVAR产生抑制作用;前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中技术制造业DVAR提高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能够提高高技术制造业DVAR。基于此,今后应优化OFDI与FDI目的国与目,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掌握关键中间品核心技术,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良好发展,提高以DVAR衡量的对外贸易利得。

论社会分工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公认的高速增长,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的就业形势长期严峻,在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某种非一致性关系。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为指导,首先回顾近年来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然后,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失业与分工关系的理论成果,运用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论证就业与社会分工深化和社会分工广化的相关关系,着力揭示"中国就业之谜"的症结所在,得出了相关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国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作进一步实证分析,证明了相关论断。

对饭店组织发展、演进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饭店组织发展、演进时的不适用性 ;然后提出了饭店组织成因的一般规律性解释 ,并进一步提出 ,分工深化、权力分离、市场容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饭店业中饭店组织的发展和演进。

专业市场扩张、特色产业集聚与区域分工深化——两大“专业市场辐射圈”的比较和启示

专业市场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大区域制度创新之一,"南有义乌、北有临沂"彰显出这一创新的两个典型。作为周边区域共享的商品和要素交流平台,专业市场推动了地区间一体化和产业布局的变动。本文在一个简单分析框架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义乌、临沂两大专业市场辐射地区的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随着专业市场的扩张,义乌、临沂等各自相关市(县)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布局已发生较大改变,但由于两大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各自辐射区域也处在不同的分工水平上。相比较而言,义乌市场辐射圈已开始"产业扩散和地区间更深层次的分工"阶段;而临沂市场辐射圈相对处于"产业集聚和地区专业化的形成"阶段。同时,本文也可理解为新经济地理假说在较小空间范围内适用与否的经验证据。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产业转移下的广东省制造业空间集聚与区际分工演变——基于2005―2014年统计数据

运用基尼系数、区位熵和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对广东省2005―2014年度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与FDI、内资投资2个指标为代表的产业转移进行SPSS相关性分析,厘清"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广东省制造业行业的空间集聚变化和区际分工态势,以及驱动性因素。结果发现:1)广东省制造业行业集聚水平差异大,空间集聚程度在降低,出现行业空间分散化;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流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机械、电子类先进制造业在珠三角地区集聚增强;珠三角各城市之间、"对口帮扶"城市之间制造业行业的专业化分工趋于深化。2)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下降,受到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共同影响;珠三角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增强,与国际产业转移关系密切;轻纺、资源加工工业在粤东西北的集聚发展,多与国内产业转移有关;城市之间专业化分工,存在着产业转移的双重叠加现象。3)产业转移提升了先进制造业在珠三角、轻纺工业和资源加工工业在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比较优势,促成了珠三角地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以轻纺工业和资源加工工业为主的专业化分工趋势。

分工深化、代工和迂回生产——基于古典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借助于代工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虽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或低端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到高端工业化进程中,却广泛地出现了"低端锁定"的问题。本文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借助分工理论对代工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释了代工模式产生的条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低端锁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认为技术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旨在充分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比较优势的选择行为,将引导这些地区的制造业主动、自发自然的融入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体系,主动、自发自然的被"低端锁定"。因此,只有依靠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从外部引导制造业企业实现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弥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分工机制的缺陷。

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

本文对近代一些思想家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复杂社会原因的探索做了多学科的综合文献回顾。从而发现,依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扩展理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等古典学者认为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分工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桑巴特、韦伯和熊彼特则把近代西方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和企业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和现代经济组织;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则把这一历史现象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而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讨论了近代欧洲兴起的天时地利。综观西方学术诸家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解说可以发现,尽管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存在诸多歧见,但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以及支撑法律制度工作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生成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这一点乃是诸家的理论共识。

基于分工的产业升级理论与对策

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国民财富,促进人们需求的增长,从而扩展市场;而扩展的市场又会进一步深化分工。市场与分工交互促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如果说户籍是一堵高度正在降低的墙,那么高房价便是另一堵逐渐加高的墙隔开中国了城市与农村,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流动,限制了市场规模,使经济处于非均衡发展之中。城市化水平低、第三产业需求量小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根源。要通过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广化的对策促进产业的梯度升级。

区域结构演化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家庭居住区位的选择也均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由于各区域之间在发展要素占有上的不平衡以及事实上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制度的不一,区域间分工与产业布局差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其合理、协调与否,势必也会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规模经营、分工深化与农业生产率——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在“斯密-杨格”定理基础上,通过纵向、横向、分工网络的分工演进解释,分析了规模经营和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江西省水稻种植的数据,运用IV-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规模经营、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分工深化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横向分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产业融合,最后是纵向分工;分工深化在规模经营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规模经营通过分工深化正向显著影响农业生产率。

双重市场分割、资本深化与劳动深化——对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失业现象的解释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高失业的反常现象,有学者提出资本过度深化是经济增长就业弹性低的主要原因。但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出现资本过度深化。本文认为,城镇国有企业出现的资本深化和中小民营企业出现的劳动深化都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加剧失业。

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农业服务化是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战略引擎。利用中介效应、地理加权回归和门槛面板模型从供求两方面论证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服务化通过分工深化和市场竞争两种中介渠道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U型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空间分异性;分工深化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升农业服务化的粮食产业质量升级效应,但竞争不足的资源错配效应对其存在遮蔽作用;城镇化率、农民人均收入和土地经营规模均能异质性地调节农业服务化对粮食产业的质量升级效应,间接导致了其空间分异性。为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建立有效竞争机制,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农业服务化红利。

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与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竞争推动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走向社会化,个体化小生产必然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淘汰,小农变成无产者。当今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农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消失,但小农户已经被整合进高度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处在半无产化状态。个体小农分散经营已经不能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通过农民组织化重构食物生产与流通体系,成为必然要求。

资本聚集、分工深化与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中国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多维度的不平衡,除原有的城乡差距之外,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甚至同一地区内部,都存在明显的差距。发展不平衡现象在理论上可以被归结为二元经济,通过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资本向某些地区聚集,导致地区间分工深化水平出现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计划体制下城乡间资本分布的不均衡,在市场化改革中并没有收敛,反而由于禀赋差异导致的资本回报率差异,使资本向部分地区聚集,导致新的地区资本分布和分工深化的差异,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使用1995—2015年间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相关的理论命题。

海南农业转型中的分工演进

分工演进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农业分工抑制是导致农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本文首先对分工思想进行历史性回顾,对其做了相关理论梳理和提炼,然后介绍了分工演进的一般过程,最后基于海南向高效农业的转型分析了转型中的分工演进,用实例说明了持续推进农业分工深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分工深化视角下落后地区产业发展路径——基于广东省城市面板数据

在分工深化的视角下,针对落后地区应怎样选择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产业发展路径,基于广东省2006—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专业化及多样化程度纳入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落后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随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随生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落后地区应注重提升制造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以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着重发展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生产服务业并提高其专业化水平以营造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