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融合视域下中国小说诗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小说理论体系要立于中国,面向世界,需要融通中西学术的视野,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超越中国小说研究的传统子史框架,构建中国小说的起源、本体论、认识论、概念视域、写作模式、形式技巧和阐释学实践的系统框架,然后进入概念分析、哲学反思、本质探究、机制剖析等深层次研究,从而形成自成一体的非西方叙事的中国小说诗学话语体系。中国小说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理性批判、形而上学、中庸调和、中西融合、系统思维以及历时与共时整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路径

从1988年《中西比较诗学》到2021年《中西诗学对话》,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呈现出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路径转变。在比较视域中审视诗学问题,《中西比较诗学》采用中西诗学范畴比较的方法,是重中西诗学比较的产物;《中西诗学对话》以变异学的理论视野,坚持中西互释对话原则,是异质文论对话的成果。从《中西比较诗学》到《中西诗学对话》的路径转换,使从比较到对话的异质文论研究对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和重塑东方文论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空白”之比较

中西美学家都高度肯定“空白”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但他们所理解的“空白”并不尽相同 :中国古代的“空白”是一个模糊而无限的概念 ,而西方当代文论的“空白”清晰且有限。中国文论家认为“空白”的审美效应是由“道”的性质决定的 ,而西方学者则认为“空白”通过破坏可联结性来实现一种潜在的联结 ,并由此而获得审美意味。中西都认为创作主体心灵的虚空是创造艺术空白美的前提 ,但中国古代的虚空是出尘以屏除自我 ,而西方则是去蔽以找回纯粹的自我。

中西诗学对话——德里达与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建设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中西诗学对话的愿望越发强烈。而"对话"不仅要乐于对话,更要有话可对。德里达作为解构大师,其颠覆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与中国汉字"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特征不谋而合。更进一步,德里达利用"延异"挑战"言语"符号作为外在"真理"的权威性,发现不存在纯粹的真理,这与中国文化的"言意之辨""言不尽意"等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德里达虽然为"元书写"赋予"意义之源"的美名,却使其无法"言传"。而中国文化通过"立象尽意""以象破象"等"达意"方式苦寻"真意",对于德式解构亦是补充。不可否认,德里达解构理论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与相异成为彼此平等对话的前提,而对话的最终目的在于互惠互利。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

摹仿说是西方诗学最根本的思想之一。摹仿论构成了西方美学的主流。然而,在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中存在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摹仿论是西方诗学传统特有的文化创新。在此学术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其结果是衍生了一系列的中西二元对立:西方艺术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和先验性特性,而中国艺术具有转喻性、字面本意性和内在性特性。文章批判地审视有关摹仿论的对比研究,列举出反对上述被普遍接受观点的种种理由,并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角度考察中国诗学传统中摹仿说与西方传统相关的各个方面,重新确立模仿是跨文化的人类本能,因此艺术摹仿论也是跨越文化传统的普遍性观念;还考察了艺术理念如何在中西表现系统中得以形成、中国诗学摹仿论与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差异以及对该差异的理解会给西方和非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带来哪些启发诸问题。

研究中国美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中国现当代美学,大体上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其时代大背景是“西方文化在中国”。这里的“西方美学”主要是指西方的传统认识论美学,而不是由康德道德形上学(神学)所突破的道德美学本体论。后者正是架接中国心性哲学美学,即道德形上学哲学美学的直接参照系。美学学科应有两种不同形态:哲学体系型美学与诗性智慧型美学。当务之急,是引入康德的美学智慧(美是道德的象征),去梳理、建构中国道德美学本体论;诗性智慧型美学是中国美学的特长,我们已洞开大门。我们面临着一体两面的难题:一方面要建构道德形上美学(外),另一方面又要相应地转换思维方式(内),“合内外之道”,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

"五四"以来,中国文论明显经历了"全盘西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目前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已做好了三项理论准备:"新理性主义"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中西融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突出了中西融合的任务和方式;"中国式文化诗学"是中西文艺理论融合之路通过上述二者实现创造性建构和超越的最终模式和必然归宿。揭示了这样的"三部曲",也就揭示中国文化诗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以预测中国文论的未来。

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

文章首先从不同诗学之同异关系及其表现形态入手对中西比较诗学的逻辑依据做出了阐析 ,接着对中西比较诗学在“求同”与“辨异”上的价值体现进行了具体论述。文章指出 ,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就是以对话诗学的建构为指归 ,而在对话诗学的建构中 ,理应注意在中西诗学比较领域广泛存在的诸种问题 ;文章尝试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比较”具有翻译、对话、联系、阐发、影响、接受以及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特殊涵义,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而不是以某一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我们既不能用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文论,也不能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论,而要超越中西方两种文论视界。

艾略特诗歌与中西诗学传统

艾略特无可比拟的“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是以其诗作中所蕴涵的中西诗学传统为根基的。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和中国诗歌的简约风格珠联璧合,使其诗作既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又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程抱一的文化对话诗学

被视为中西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以中西文化对话的方式,重塑开放性的心灵,建立了开放性的思想架构。他借助结构主义、符号分析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和绘画的结构功能,创造性地诠释中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激活了中国的宇宙论和生命观;并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把经验生活和超验沉思融汇在一起,展示了对有生宇宙和近现代中国生存状况的思考。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美藉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对美藉华裔学者陈世骧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可以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世骧通过中西文学尤其是诗歌传统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乃是抒情传统,它迥异于西方的叙事传统;微观方面,陈世骧对中西诗论中的字词作了深入的辨析比较,俾助于人们认识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表达上的异同。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宏微观绝然分割,而是两者有机地互为融合。通过剖析陈世骧的论著,能使读者充分认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特色和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上的异同表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优美地说出全新的诗意

中国当代诗坛焦虑和期望并存 ,从诗史角度客观地对这一现状进行辨析 ,提出诗歌振兴的思路是新世纪社会与时代的双重文化课题。第一 ,当代现实题材的开掘与主旋律崇高内涵的深化是构建诗歌新境界的本源和基础 ;第二 ,以语言构建的新姿态表述诗歌新境界能够达到理想的审美效果 ,也能够营造出优美的审美空间 ;第三 ,在汉语写作的前提下 ,必须对中国诗歌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积极审视与删汰 ,清除盲从与屈从意识。

世界诗学视域下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的跨学科路径探索——兼谈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步并举法

新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在世界诗学的视域下考察中国文论的海外传播路径。文章在廓清中国文论与世界诗学关系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壁垒,进行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探索,提出"从介到研"中国文论"走出去"四步并举法。在此过程中,从世界诗学和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角度生发中国文论原生态的思想精粹,以更开放的姿态,深挖独具中国特色及普世价值的文论话语、哲思远见及文创技巧,对其加以现代化的双向解读与阐释,通过中西比较诗学的互释互证,探索中西文论间性的现代文学理论,才是当下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应有之义。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中西诗学在文学中的存在方式

中西诗学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于文学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却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中西文论对于文学的存在方式,即文学本体的解释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框架,那就是着意于运用语言,通过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营造一个“创造的世界”。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

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反思——兼及任洪渊的诗歌创作

任洪渊跨在汉语文化和西方文化逆向发展的两条河岸,上下溯源,从他的人性基因里生长出来的汉语文化诗学,以反思工具理性为前提,以汉语为载体、以诗性智慧为核心,具有属人的性质。他将汉语置于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的视野之内,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再解读,发现卡西尔、巴尔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断打破逻各斯中心而走向非逻各斯,重新回到原初的文化源头,与中国古老的老庄语言文化诗学可以互相发现、互相体认、互相激活,从而为现代汉语诗学的本土性提供有效的反思参证,让我们深思现代汉语诗性智慧如何在回应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中确立汉语的主体性、如何使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在诗性智慧层面产生对话。任洪渊的学术表达融诗性、哲性、科学性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任洪渊以学术与创作互证的方式,彰显出汉语文化诗学的魅力。任洪渊学案为汉语诗学的发展勾勒出一幅醒目的剪影。

诗学镜像与古都遗风——中土西域诗的文化钩沉之一

民俗、信仰、诗作、艺术、竞技皆是社会历史文化的要素、载体、镜像,诗歌本身载蕴并钩沉文化。文化事象除文献记载外,尚有民间习俗、信仰、技艺等及其传沿;承载文化事项的除文字以外,尚有上述文化事象之绘作、口传、图像、影像诸记录方式。本文钩沉西域文化于汉地的存在、传播、衍生,所涉汉地西域诗从汉代及清季,呈现古代至晚近尤其中古中国社会之西域文化事项,载映中土汉地与边域族体之互融互渗。这些文化元素或内容,成为现今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寻中华文化组成不可或缺的西域部分,不应忽视文献外的民间成分及其各种美学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