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 Zetian’s Manipul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Wu Zetian’s image as a stateswoman and a pragmatic“thinker”.The author studies Wu Zetian’s attitude towards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and analyzes her manipul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or political purposes.

丝绸之路上回鹘人的中华文化观

大量考古材料显示,回鹘人西迁后,除了继续信仰摩尼教外,从公元10世纪开始,深受吐鲁番本土汉人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积极且广泛研习中华文化,同时也受美索不达米亚东方教会影响传播基督教文化。文章从回鹘人的“儒释道耶”信仰四个方面梳理分析了丝绸之路上的回鹘文化特点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回鹘文化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情结。可以尝试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回鹘文化,即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反映的初唐时期“三教融会”思潮蠡探

文章以《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首段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与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论衡相关的佛教文献之间的比较、辑考,探讨了初唐时期佛儒道“三教融会”思想及其对敦煌的影响。文中还对碑文部份缺字进行了辑补。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

本文于大足学研究中,首次提出宝顶山石刻并非由赵智凤开凿,而另有其人其因。宝顶山石刻并非学界约定俗成的民间工程性质,而具皇家工程属性。本文提供一种跨界综合的方法论,通过图像分析与文献解读,提出宝顶山并非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各宗集成。进而认为,宝顶山释儒道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特征,来自皇权意志与民间诉求的互为与包容,形成巴蜀地域实用主义宗教观、审美艺术观,提出宝顶山石刻是借佛教教义、形象,传播儒学伦理教化。

闻知与体认:论杨慎融通道释的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植根于中华传统儒道释文化思想,展现了主体在时间与空间中安身立命的多元路径。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永久流放云南永昌,其治学理念与处世价值从对儒学的拥趸转向对道释的融通。他以道释思想重构学术生命理路与身心内在平衡,从闻知与体认两个维度构建支点,实现学问的自洽与精神的自适。在闻知上,他通过老庄思想重塑生命存在观,并援引道释二家对理学与心学进行批评与修正。在体认上,他聚焦道家养性护命思想的诠释,通过任诞行为解构礼教,并对佛教展开具身的再认识,完成了生命境界的超越。同时,杨慎将道释思想融入文学书写,尝试通过文学实践调和儒道释精神结构以达至更加圆融的生命智慧。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中西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记班班多杰教授与洪汉鼎先生的对话(下)

文章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班班多杰教授与著名哲学诠释学家洪汉鼎先生就中西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为主题的对话、探讨与学术总结。其内容涉及西方哲学诠释学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差异与联系;中西诠释学和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契合点与内在关联;哲学诠释学经典文本与诠释文本关系之论和中国“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及“解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义之间的交又点;哲学诠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与中国的“格义”“通经致用”“借古鉴今”之间的异同处;以语言为主线的哲学诠释学本体论转向,透显出汉藏佛经翻译所蕴含的外来佛教中国化的深层旨趣。以上对话和探讨中西比较,相资为用,相得益彰,启人慧思,且涉及领域广、信息量大,对推进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有启迪意义。

试析《往生集》中云栖袾宏的融合思想

明朝末期,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佛教除净土宗与禅宗外其他宗派每况愈下,诸宗派为求复兴,以融会净土宗与禅宗修行的方式,弥补世俗化的缺陷。作为僧人的袾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往生集》从男女尊卑、有限与终极两个方面体现出他的男女尊卑观;从师道尊严、始于事亲两个方面体现出他的忠孝观;从佛性论与性善论、“信愿行”与“知行合一”两个方面体现出他的佛儒思想融合。袾宏在书中展现出的融合思想,皆是在为佛教于汉地的传播提供合理性上的护卫。他认为无论是在儒家或佛教的观念中,众生无论男女贵贱在解脱权利上皆为平等,只是智慧程度不同,并且人人都需要教育。

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正是这种德性内涵才使其超越时空而备受古今中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主要散见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之中,它们关于勇德内涵及弘扬之道的论述对当下国民道德人格培养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从内涵上看,儒家强调“道义之勇”,赋予勇德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导于义、成于礼,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道家主张“无为无待之勇”,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的自然德性,呈现出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行为特征;释家呼吁“放下之勇”,赋予勇德以坚韧、静修、劝善的精神德性,提倡一种放下执念、清心静修、普度众生的出世精神。从弘扬上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

北朝的崇儒倾向与笔体文学

“文笔之辨”是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既是一种基于文学创作的文体认识,也是一次基于文体认识的理论探讨。北朝建立后,执政者为了巩固统治,很快接受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崇儒的文化倾向,从礼制、乐治、德治等方面进行了文化建设。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北朝文人对于功名的追求等等,使之更重视实用文体的写作和应用,由此便促进了北朝“笔”体文创作的繁荣。因此,其创作动机、创作实绩、创作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与其他时代有所不同的发展样貌,表现出北朝“文质推移,与时俱化”的时代意义。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青年王阳明的归仁之路

王阳明的人生自觉是从体认天下第一等事开始的。他曾经历深沉的精神危机,也在彷徨与迷惘中苦苦挣扎与探寻。王阳明归仁之路的关隘,既有面对朱子学格物说时的障蔽与沟壑,也有深入佛老之学时出现的光景与沉溺。他最终通过洞察儒佛关于“人性”的分歧与归趣,确定了自己的仁者之路。“仁者,人也。”仁学就是人学。儒佛之别,归根到底就在“做人”还是“做佛”这个选择上。王阳明选择了继续做人,这也成为他弃佛归儒的枢机。

像而有灵:关羽图像演变

三国至五代时期的关羽图像存而不详;宋金元为其多元的滥觞期;明清则是文武并存的人、神、帝繁荣景象。图像是神存身之所,世人认为关羽图像能自我完善保护,有御敌、治病、除恶、帮助科举功名、举子、避水火灾祸、驱邪等功能;以广像、重饰等行为,示其虔诚。关羽图像是造神运动和世俗化过程交互缠绕的结果,经历了由人而神而圣再回复到人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相互排斥、吸收和交融的产物;神之灵否与像之优劣及信徒虔诚度成正比;关羽图像分文人画和世俗画,二者共同构成关羽画像的丰富繁荣;其流变是各种艺术交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